前言

毋庸置疑，皖南事变之悲剧，乃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手策划与实施。目标旨在摧毁和剿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然而，若新四军内部党的最高领导人项英能够毫不含糊地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与命令，这场悲剧本可以得以避免。

身为军长的叶挺，自始至终坚定主张对党中央及毛主席的命令与指示执行得既果断又迅速。然而，由于新四军大权独揽于项英之手，叶挺实际上沦为有名无实的职位，尽管他焦急万分，却无力回天，只能无奈地目睹新四军一步步陷入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势力精心布下的陷阱，直至悲剧无可避免地降临。

周恩来与叶挺、项英合影

叶挺在新四军中为何有职无权？

“七七事变”爆发，这才深刻触动了一直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理念的蒋介石。他开始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勃勃，意图灭亡中国，这一威胁已严重动摇了他的统治根基。因此，在无奈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长达六年的“团结抗战”号召。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就“国共联合抗日”议题多次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展开商谈。在此过程中，周恩来主动倡议对历经三年游击战考验的南方红军及游击部队进行整编，并准备将其调往抗日前线。面对天生多疑的蒋介石，究竟应由何人领导这支改编后的共产党军队，才能确保蒋的信任与支持？

首先，叶挺在北伐期间便以赫赫战功闻名，被誉为一代名将；其次，叶挺自脱离共产党已逾十年，蒋介石据此认为叶挺在共产党内部难以再获信任。

事实上，叶挺自南昌起义之际便与周恩来建立了坚实的革命情谊。尽管他因无法忍受李立三中央及共产国际的不公待遇而愤然脱离党组织长达十年，但他的心始终向共产党倾斜。尤其是1937年11月初，叶挺亲自前往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获党中央和毛泽东全信任。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叶挺毅然牵头创建了新四军，并荣任该军的军长。

遗憾的是，当时新四军所采用的是党委负责制，而党的最高领导人物项英，却始终戴着偏见之眼审视叶挺。他怀疑叶挺无法对党保持忠诚，难以执行党中央的指令——讽刺的是，最终未能执行党中央命令的却是项英本人。项英认为叶挺满身小资产阶级习气，因此，身为副军长的项英独揽大权，致使军长叶挺陷入了一种虽居高位却权责受限的尴尬境地。

叶挺长期遭受猜疑与排挤，内心深感压抑。在此期间，毛主席与周恩来等人屡次向项英致电，叮嘱他应与叶挺增进团结，然而效果寥寥，项英依旧我行我素，甚至联合军部众领导一同孤立与排挤叶挺。叶挺终至忍无可忍，愤然选择离开军队。事态愈发严重，周恩来不得不亲自介入，对新四军进行整顿。

为了全面解决叶挺将军因受项英排挤而导致的孤立无援、权力受限的困境，周恩来同志在新四军军部驻足二十余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逐一与包括项英在内的众多高级干部和指挥员进行坦诚深入的面对面交流，并深入到各个工作单位，与广大基层官兵进行亲切的促膝长谈。经过周密的努力，周恩来终于促成项英对过往行为进行深刻反思。自此，新四军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得以显著改善，双方也暂时就新四军的内部领导达成一致意见。

叶挺

叶挺与项英关系为何再降温？

然而，正当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逐渐弥合之际，却突发“高敬亭事件”。此事令项英对叶挺的判断产生了动摇，认为他行事鲁莽，易于受骗。因此，项英再度收回对新四军指挥权的掌控，与叶挺的关系亦随之再度陷入僵局。在数年来的极端残酷与艰苦的游击战争岁月中，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司令员高敬亭，其性格逐渐变得格外谨慎，顾虑亦愈发繁多。

新四军已采纳东进战略，然而高敬亭却对部属东移心有疑虑，深怕其队伍将遭遇国民党军的围剿，故而犹豫不决，不愿撤离大别山。叶挺于新四军委员会中提议，他本人将亲自前往江北解决第四支队的问题，若高敬亭依旧我行我素，不听调遣，他将依据军法进行制裁。项英则认为，对于高敬亭的违抗命令，可给予适当的处分，但这一处分必须上报毛主席审批，不得擅自决断。

最终，叶挺接到指令，命令第四支队在短短7天内开拔至皖东指定区域。然而，高敬亭麾下的第7团团长与政委却出乎意料地率领部队投向了国民党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叶挺亲自骑马赶到事发地点，召集第四支队连级以上干部举行大会，而高敬亭因病未能出席。在大会上，众多人纷纷对高敬亭提出指控，这促使叶挺连续三天组织了近千名指战员参与的公审大会。大会最终判处高敬亭死刑，叶挺同时向毛主席和蒋介石发出电报，强烈要求对高敬亭进行严惩。

叶挺迅速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遂在未等毛主席回电的情况下，匆忙对高敬亭执行了死刑。返抵军部后，项英对叶挺的冲动之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其中了蒋介石的圈套。那时，叶挺才得知中共中央曾下达过教育并挽救高敬亭的指示。他方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之举，然而，一切已然为时已晚。自此，项英对叶挺的评价转变为单纯且易冲动，认为他易受欺骗，于是坚信新四军的重任仍需由他来主导。因此，项英再度集权，独自掌握了大权。

叶挺再度感受到束缚，身陷“有位无权”的尴尬处境，他与项英的关系亦再次降至冰点。在此困境下，他再次产生了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与此同时，叶挺与项英在“强化新四军正规化建设，摒弃游击作风，以增强战斗力”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项英对叶挺倡导的“反游击作风”持保留态度，而叶挺则认为项英过于糊涂，因而感到极度愤怒。

1939年8月，叶挺抵达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交涉，并再次提出辞职。其辞职之由，除与项英关系日趋紧张外，亦因蒋介石持续蓄意挑起摩擦，对新四军实施进攻与限制，导致国共两党关系愈发紧张。此次，蒋介石竟痛快地应允了叶挺的辞职请求。他表面上假装诚意，询问叶挺认为谁适合接替其担任新四军军长一职，叶挺遂推荐了叶剑英。

不久之后，蒋介石便趁叶挺请辞之际，大肆炒作，声称将另行指派新任军长。毛主席在听闻叶挺辞职的消息后，立刻致电周恩来，要求他即刻着手说服叶挺，务必解决新四军的领导层问题，促使叶挺主动撤销辞职申请，从而挫败蒋介石意图重新任命军长的图谋。1940年5月，周恩来在从苏联疗伤归来后，火速抵达重庆，成功地说服了叶挺，使他深受触动，欣然同意重返新四军。

项英

新四军为何陷入敌围？

在周恩来倾注心血的努力下，表面上，项英与叶挺均展现了主动向对方示好的姿态。然而，在涉及新四军未来行动与发展的议题上，两人间的分歧再次尖锐化。针对中共中央早已确立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项英自始至终持有抵触与分歧的态度，因此他始终表现出了消极的行动态度，显得犹豫不决。

即便毛主席屡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向项英发出明确指令，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亦纷纷通过电报与书信劝其果断决策、积极应对，建议将新四军军部迁至江北或苏南地区。然而，项英由于长期适应游击战思维，对东进和北上深入敌后、缺乏山地依托的担忧，使得他始终未能下定决心进行转移。在向中央的回复中，他反复强调面临的种种困难和理由。

叶挺的战略远见卓识非凡，他对中央的决策表示出极大的认同，坚信应当毫不犹豫且迅速地予以执行。然而，此刻的他正面临着颇为尴尬的境地。因此，他所能做的唯有反复阐述个人见解，至于是否采纳以及如何作出抉择，则是项英的职责所在。最终，自1940年10月起，依循蒋介石的指示，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着手布局，旨在剿灭新四军的军事行动。

自此直至皖南事变爆发，毛主席屡次向项英发出电报，直至最终不得不提出严厉的批评。项英这才深受触动，于军部召开高级会议，商讨行动方针。叶挺在会上怒不可遏，明确表示，当前并非讨论行动方针之时，而是应当决定采取哪条路线。在讨论参谋长周子昆提出的三条路线时，叶挺与项英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最终，我们选择了项英所提出的方案。然而，由于事态发展过于仓促，无论是转移的时间、路线，亦或是全军的序列编排、政治动员，都显得极为混乱。新四军皖南部队的9000余名战士被分为三个纵队，分三路进军。当他们抵达皖南茂林地区时，已不幸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叶挺力主立即发起突围，意图在星潭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防线中强行突破，撕开一道裂口。然而，此时此刻，项英依旧处于犹豫不定的状态。

在这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新四军领导集体为了探讨是否在星潭地区打开一道突破口，竟然召开了一场历时七个小时的会议。叶挺与众多干部所拟定的突围计划均遭到项英的逐一否决，而项英自身却未能提出有效对策。在这七个小时的生死攸关的宝贵时光中，时间徒然流逝，未能发挥其救命之效。反而，这为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来加固其包围圈。新四军因而错失了最后的突围机会，唯有束手待毙。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经过长达7个小时的会议，最终竟采纳了项英的主张，决定放弃进攻星潭，转而令部队原路折返，此举无疑将新四军一线生机彻底断绝。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当关键时刻，项英及袁国平、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人率领的小股武装突然消失无踪，中共中央随即命令叶挺和饶漱石率部进行突围。

自右而左：叶挺、朱克靖、周恩来、傅秋涛、粟裕、陈毅。

悲惨的结局

结局最终显得异常凄惨：叶挺竭尽所能地指挥部队进行突围，最终成功撤离的仅余2000余人。为了营救被围困于山中的部队，叶挺在饶漱石的提议下毅然下山与敌军进行谈判，却不幸被敌军扣押入狱；项英、袁国平和周子昆则选择返回，以跟进大部队的行动。然而，在行进途中，袁国平不幸受伤，为了不成为战友的负担，他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到了3月14日，项英和周子昆不幸被叛徒刘厚总杀害。这便是那震惊中外、名闻遐迩的“皖南事变”的完整经过。

叶挺，被囚禁于江西上饶的集中营，于得知项英不幸离世的消息后，心中涌动着无尽的哀思。他对前来狱中探望的朋友感慨道：项英，一位胸怀壮志、才华横溢的英雄，其犯下的重大过失并非源于与我合作的疏失，而是他忽视了对中共中央指示的遵循，竟盲目跟随国民党反动派所设的陷阱，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