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虽仅历时两天（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但其历史影响却极为深远和重大。自井冈山朱德、毛泽东红军胜利会师以来，长达一年又八个月的激烈争论，在短短两天内得以画上句号。因此，若要全面领会古田会议的历史地位，仅仅从会议地点、内容、决议等方面进行探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古田会议召开前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综合考量。 朱毛之争原因 在细致研读古田会议前后的党史与军史过程中，我愈发深刻地感受到：若无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执，便无古田会议的召开；若无前敌委员会与军委之间的矛盾，亦无古田会议的诞生。 在古田会议召开前的争论过程中，涉及我党我军的众多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朱德、支持朱德的陈毅、支持毛泽东的林彪，以及在其中激化矛盾的刘安恭，还有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且他们各自的人物关系基本上也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后完成了整合。 古田会议不仅对我军的发展产生了长远且深远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对我们党的成长带来了深远且重大的影响。 
深入挖掘古田会议的渊源与演变，便会洞察其深刻触及朱德、毛泽东红军会师以来所涌现的诸多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回溯至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尤其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4月28日，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会师红军建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正是如此，红四军的名称由此而来。它标志着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这一壮举是红军战斗力大幅提升的关键所在，若无此会师，红军的战斗力恐难达到如此高度。 红四军编成： 28团，南昌起义部队。 第29、30、33团，均系湘南起义期间涌现的农军力量。 31团，起义部队。 第32团，昔日井冈山主力的代表，由王佐与袁文才所率领的部队。 在此，第28团与第31团担纲主力之位，不仅投身于南昌起义的壮举，亦亲历了秋收起义的烽烟。这两支队伍均承载着辉煌的革命史册。后来，第29团、第30团和第33团在“八月失败”后溃散了，第32团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也基本损失了。所以，第28团和第31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家底子”。 南昌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朱德，秋收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秋收起义参战者。谭震林回望历史，若非朱德同志将南昌起义的队伍引领至井冈山，彼时的井冈山仅凭秋收暴动留下的微弱力量，恐怕难以维系其生存。秋收暴动的主体力量主要由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以及安源的矿工组成，其战斗力极为有限。当这支部队抵达井冈山并与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会师，战斗力仍旧十分薄弱。谭震林同志也曾感慨，“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无论是今日下山迎战此敌，还是明日下山迎战彼敌，胜利的希望都十分渺茫，我们只能退守山上，依靠险峻的地形进行防守”。 朱德部抵达。军官群体中，绝大多数成员均孕育于黄埔军校的沃土，而士兵队伍则无一不例外地源自那场北伐战争中的赫赫有名的“铁军”。井冈山战斗力提升。 当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之时，第28团——这支部队源自南昌起义，英勇无畏，在红军的成长与壮大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朱德在工农红军中的尊崇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红四军党组织当时由三人领导。 第一个是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 第二个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 第三个就是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 朱德、陈毅曾任书记。 根据1928年6月中央信。“六月来信”红四军前委组织指示。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由朱德执掌书记一职，陈毅则担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自此，前敌委员会与中央军委之间的纷争正式拉开帷幕。与此同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第28团与投身秋收起义的第31团，在组织结构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秋收起义的部队，历经了——三湾改编该原则明确指出“支部应设立于连队之上”，然而，在南昌起义的部队编制中，党代表的职位仅延伸至连级。 毛泽东后来就讲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这构成了决定性的关键要素之一。追溯至两年前，我们并未能够对政府军中的士兵群体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掌控，即便在叶挺的麾下，也仅仅在每个团中设立了一个党支部，这使得我们的组织在面临考验时显得薄弱不堪。 毛泽东提到的“叶挺部”，就泛指南昌起义部队，当时在每个团设一个党支部。毛泽东讲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在党的领导绝对化方面，秋收起义部队是强于南昌起义部队的。当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第28团的一些“铁军”老兵，打仗时战斗力的确很强，但他们长期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加上对打土豪、分浮财和“共产”的误解，片面地认为“你的就是我的”，纪律意识薄弱。彼时，南昌起义的“铁军”对秋收起义的“农军”存有轻视之心，认为他们显得过于质朴，缺乏系统的军事训练，未曾经受严酷实战的洗礼。 
在秋收起义的农军眼中，南昌起义的铁军颇受诟病，被认为流气十足，带有浓厚的兵痞和军阀主义风气。尽管南昌起义的部队在战场上屡获胜利，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却始终不愿意将武器弹药分给农军。而秋收起义的部队尽管收入颇丰，财政状况稳定，却对资助铁军显得相当吝啬。 谭震林回忆说，“当时，朱德到第31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第28团去讲话。今日谈及井冈山，脑海中率先浮现的，便是那幅描绘朱德与毛泽东胜利会师的宏伟油画。实际上，朱德与毛泽东的会师，使得红军力量实现了紧密的一体化，这一壮举是在古田会议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在古田会议召开之际，南昌起义的队伍与秋收起义的队伍在治理方式与作风上展现出鲜明的对比。正因这种差异，两支部队合并之初，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的争执与摩擦。这些冲突的根源，实则可追溯至柏露会议的召开之时。 
柏露会议会址 会议议题是井冈山守留问题的问题，井冈山还是出击赣闽？朱毛会上起争执。 彼刻，历史的大幕缓缓拉开：1929年1月，蒋介石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攻势，调集了八个旅的兵力，总计约三万人，给井冈山地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双方立场出现了显著分歧。 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井冈山脉地形崎岖险峻，固守不易，进攻亦难，因此当敌军来犯时，我们必须集结优势兵力积极应对；敌军退却之后，则宜分遣部队，深入发动民众。在根据地的扩大过程中，务必实行“波浪式”的发展战略，切不可轻率放弃。朱德持有不同看法，他力主转向外线，开展游击战，并提议撤离井冈山。朱德曾指出，井冈山位于湘江与赣江之间，东西两侧均受江河的阻隔，徒步涉水极为困难；南北两侧同样受限，难以拓展活动空间，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鉴于此，红军应采取长途游击的策略，仅凭坚守井冈山是难以长期维系的。 那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于，两军合流之后，井冈山地区的兵力急剧增加。众所周知，井冈山区人口稀少，土地贫瘠，要想维系如此庞大的红军队伍，经济负担无疑是巨大的。再加上敌方严密设置的封锁线，双方观点的分歧亦在所难免。 毛泽东认为，朱德要放弃井冈山去打游击是“游击主义”；朱德认为，毛泽东守住井冈山不放是“保守主义”。今天，当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争论，也不能说毛泽东当时的意见都是对的。 后来，毛泽东被迫同意出击赣南。出击赣南后，他发现赣南、闽西空间非常大，最后就在赣南、闽西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井冈山固然适合作为防御之地，却不宜作为战略的起点。”缘于其地域狭窄，资源匮乏。由此观之，朱德提出出击赣南的建议，在最初的朱、毛之争中，实则颇为合理。当朱德与毛泽东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之际，陈毅挺身而出，力图化解双方的矛盾。 陈毅认为，朱德与毛泽东各有其合理之处。井冈山地形险峻，易守难攻，的确是一处难能可贵的好地点。然而，此地“人口不足两千，粮食产量不过万担”，加之敌人实施经济封锁，若不采取分兵远征、开展游击战，便难以突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如此一来，红军将陷入严重的困境。 柏露会采纳陈毅提议。 经研究决定，委以彭德怀重任，担任指挥一职，全面领导第30团以及袁文才、王佐所辖部队。留守井冈山。朱、毛率红四军主力28、31团深入赣南腹地，采取灵活的外线作战策略，巧妙地迷惑敌人，成功突破了对经济封锁的严密封锁。 起初，我们未曾预料到需构筑如此庞大的苏区。原本的计划是在牵制敌军后即返回，却未曾想到这一去竟成永别。究其原因，实乃在外出途中，意外发现了赣南、闽西这一片更加理想的根据地。由此观之，朱德当时坚决主张出击赣南、开展游击战的决策，无疑具有远见卓识。毛泽东后来也欣然采纳了此意见，与朱德合力开发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而闽西就包括古田。 但从井冈山出击后的红军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刚刚下山后的红四军非常困难，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连续打败仗。加上沿途都是无共产党组织、无革命群众的地方，红军处境十分被动。那真是红军最困苦的一个时期。困境导致争论。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方面面临很多困难，大家觉得第28团、第31团不能合在一起，想分兵，由朱德带一部分力量，毛泽东带一部分力量，各干各的。这就是所谓集权、分权之争。集权、分权之争，起因就是由分兵开始的。在随后的罗福嶂会议上，备受瞩目的焦点议题之一便是“分兵”策略。 临近罗福嶂会议召开之际，红四军对部队进行了精心调整，这一举措旨在为分兵作战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部队改编为两纵。 该队伍由第28团与特务营合并而成，陈毅同志担任党代表，林彪将军担任纵队指挥官。 第二纵队由第31团组建而成，其党代表一职由蔡协民同志担任，而纵队长之位则由伍中豪同志担纲。 当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只有整个红军主力在一起行动，才不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所以，在1929年2月3日召开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压下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 
罗福嶂会议旧址 最后，毛泽东在罗福嶂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使朱德失去了决策权。 当时，毛泽东领导前委，朱德领导军委，要想不分兵，里面就有个“统一领导”的问题。为了断掉分兵的念头，毛泽东干脆把军委撤了，将军委改编为政治部，自己兼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决定后来被一些人说成是毛泽东集权，既担任前委书记，又担任党代表，还兼任政治部主任，大权独揽，也为以后更激烈的争论埋下了“根”。 当时取消军委后，最初一段时间红军发展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了前委、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当时打得很顺，歼灭了敌人2个团，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次打胜仗。正当红军局面有所好转之时，中央的“二月来信”也到了前线。 “二月来信”是中央考虑到前期毛泽东、朱德反映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极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在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提出的，朱德与毛泽东须当机立断，即刻离开部队，火速前往中央，同时令红军原地留守，分散进行游击战。此举鉴于朱、毛二位领导同在，目标过于显眼，不宜集中。 然而，当中央的“二月来信”抵达前线时，时值四月，局势已有所改观，红军已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困境。因此，朱德和毛泽东均对中央的“二月来信”表示了不同意见。 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红四军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过于悲观，意见不切实际。朱德虽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认为不应批评中央。两人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但表达的方式不同。 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毛泽东写信批评中央，就留下了后来被人指责“不服从中央领导、直接写信与中央决策对抗”的话柄。红四军中一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此事为由，讲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了。 正在矛盾扩大的时候，来了一个关键性人物刘安恭。刘安恭的到来，直接导致朱、毛之争呈现白热化。刘安恭没有来以前，朱、毛之争还只停留在口头交锋，即便在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时，朱德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实质性意见。但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情。 1929年五月，中共中央特派刘安恭同志前往红四军担任要职。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军事。但他的身份背景比较复杂，在苏联学习期间因为托派嫌疑被苏方遣回，中央也因此将他放到苏区工作。但苏区的同志却不知道这些，还认为是中央派来了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大员”。所以，红四军内部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毛泽东首先作出表示，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在前委的领导下抓军事工作，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同时，毛泽东还将政治部主任让给刘安恭来当。 刘安恭不仅担纲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而且还身兼政治部主任。在那个时期，政治部的地位举足轻重，无论是部队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中获得的战果，还是筹措的各项资金，分配工作都落在了政治部的肩上，这无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资源调配权力。 毛泽东主动将这个权力让给刘安恭，实际上是想争取刘安恭的支持。但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刘安恭却是支持朱德的，不仅因为他们是四川老乡又曾一同留学德国，还因为刘安恭并不认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和观点。在一次前委会上，刘安恭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里都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统统废除”。刘安恭的这种态度是毛泽东最为反对的，就是“言必称希腊”。 毛泽东忍不住回应：“思想的种子深植于个体内心，笔耕不辍，创作出的文章必然独具一格。固然，苏联红军的丰富经验值得学习借鉴，但这种学习并非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需要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毛泽东历来主张这一点。刘安恭听了很不高兴，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你这里老改，改马克思列宁的话不行。” 本来，朱、毛之争的“温度”并不高，毛泽东处于主导，朱德虽然内心有些不同意见，但也没有激烈的动作。但刘安恭一来就挑拨：毛泽东给中央的回信是反中央的，朱德虽有不同意见但保留，是服从中央指挥的，毛泽东是不服从中央指挥的。这就一下子把朱、毛之间的斗争“温度”撩拨得更高了。 陈毅对刘安恭的看法存在分歧，与此同时，林彪亦对刘安恭的评价不以为然，双方均对其持贬低态度。陈毅在向周恩来汇报时指出，起初他以刘安恭的身份亮相，众人对他深信不疑，将他视为中央派来的特使，秉持着“外来的和尚念经香”的信条。这主要得益于红四军内部的同志们经过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和紧密的交流，对彼此的优劣长短了如指掌。而新加入的成员，在短时间内尚未展现出明显的不足，且在他们的心中没有既定的偏见干扰，因此开展工作的难度相对较低。 未曾预料到的是，刘安恭的到访竟然激化了矛盾。陈毅曾提及，他原本计划任命刘安恭担任副营长，然而最终，刘安恭却跃升至纵队司令员的职位。林彪执掌一纵队司令之职，而二纵队则落入了刘安恭之手。从客观角度来看，刘安恭在朱、毛二人之间的分歧问题上，扮演了不利的“催化剂”角色，使得党内斗争愈发尖锐，直至白热化。 当时，两情况异常。 一是，1929年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手上报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两人签字后就直接送上去了。本来，红四军的报告都是朱、毛会签后呈送的，可刘安恭来后取代了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当然也是毛泽东让给他的），所以，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刘安恭签字后报告就送上去了。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连签字的权力都没有了； 二是，毛泽东后来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报告，署名“前委书记毛泽东”。 以前，红四军的报告从不这样署名，都署名是“前委”。他在报告中说，党内目前出现了一些毛病，正在“改进中”。当然，这个“改进中”并不像毛泽东最初想象的那样乐观，其实已经有点失控的态势。从后来的一个历史细节中也可以看出。1929年6月18日，红四军在龙岩小池召开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三打龙岩”，会议竟然没通知毛泽东参加，只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由此可见，刘安恭来了以后，文件不让毛泽东联署了，开会不让毛泽东参加了。 这种组织隔离的措施必然使毛泽东产生“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直接导致党内的斗争进一步升温。 原本，众人预期刘安恭加入红四军后能化解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却不料刘安恭的到任反而使得局势愈发棘手。“气氛”陡然紧张，紧接着便召开了湖雷1929年五月末，在湖雷会议上，关于“党的工作范围”的议题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党管什么，范围多大？主要争议点在于前委权力是否过度膨胀，出现权力过分集中？是否存在替代下级党部职责、忽视群众工作的情况？前委的领导风格是否体现出书记独断的局面，是否存在家长式管理倾向？这些问题都直指毛泽东。湖雷会议因而成为了红四军内部矛盾激化的催化剂。在会议落下帷幕数日之后，刘安恭肩负着临时军委书记的重任，随即主持召开了临时军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在正式步入决策讨论环节前，委员们理应集中精力探讨具体的行动方案，对于其他议题应予以搁置，不予考虑。，提出了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的请求。这就意味着，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能参与讨论行动问题，其他事项你没有决策权。在湖雷会议的议程中，限制前委权力的建议并非由寥寥数人单独提出，而是得到了与会多数成员的普遍认同与热切支持。 毛泽东只获得了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少数人的支持，当时连参加秋收起义的许多干部也没有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处境空前困难，非常孤立。 湖雷会议导致双方摊牌。白砂会议。毛泽东看到湖雷会议上出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下属竟然对上司的专业领域进行了界定。刘安恭作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反而规定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这种下级党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职权的不正常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实在不能继续搞下去了。白砂会议便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则坚持一定要保留临时军委。会议最后表决，以36票对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临时军委被取消了，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职务自然也被免去。但临时军委被取消以后，刘安恭仍在到处活动、“穿针引线”，还是坚持他那老一套。所以，此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其范围也越来越大，一些纵队和下面的团都已经在讨论此问题了。 毛泽东后来干脆提出辞职。他认为，担任前委书记既不能放手工作又必须承担责任，陷入了“不生不死”的尴尬状态，所以请求立即撤换前委书记，让他离开红四军去苏联学习兼休息。 我个人以为，当时的毛泽东，有70%是真不想干了，另外30%，或许是他真想去苏联学习、见识一下。 昔日，凡是在苏联接受深造或是与苏联高层领导人有着密切交往的各界人士，返国后均跃升为党内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例如，项英在归国的旅程中，腰间挂着他所珍视的那把斯大林赠送的手枪，他的话语因而显得更加庄重且分量十足。张国焘同列宁单独谈过话，由此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权威。中共当时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毛泽东从来没有去过苏联，或许他真想去苏联学习、“取经”，顺便看一看这些从苏联归来的人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毛泽东辞职后，陈毅被推选出来，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后来，当毛泽东辞职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他自己都没想到，林彪当天晚上就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林彪在信中如此表述：“时下，我军四军内确实有少数同志，其领袖欲望急剧膨胀，虚荣心亦逐渐演变为极端。” 这些同志在群众中颇受尊敬，却借助于封建遗风，悄然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派系。他们热衷于夸大其词，攻击其他同志。林彪进而指出：“然而，众多党员未能及时洞察这一错误倾向，积极予以纠正，反而被少数抱有领袖野心的同志所误导，盲目追随他们的观点，这实在令人深感惋惜。”在文章的结语处，林彪严肃地强调道：“针对你所提出的有关个人离职前对委员会意见的看法，我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一旦党内出现错误的思想倾向，你必须当机立断，果断采取纠正措施，绝不能抱持置身事外的消极态度。”毛泽东一直想改造南昌起义的部队，因为南昌起义的部队是红军战斗力的核心，应当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毛泽东曾寄希望于陈毅，想通过陈毅掌管这支部队，结果没有实现。后又寄希望于刘安恭，也没有实现。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是林彪。林彪当时任第28团团长、一纵队司令员，也就是说，红四军中的南昌起义部队完全是由林彪掌握的。 而林彪的支持，对毛泽东最终奠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毛泽东认识林彪是在井冈山会师之后，在茨坪的会议上，21岁的林彪发言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意见，认为敌人来进攻时红军应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敌人撤走或被消灭后，红军就地分散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 林彪当时的发言极富特色，概括力和感染力非常强，提出“红军就是要同群众一起红”，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正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毛泽东当时就问：“这是哪个？”陈毅透露，所指之人正是第28团一营的营长，林彪，他被誉为“林海深处的三头雄虎”。毛泽东自此认识了林彪。毛泽东接到林彪来信的当晚非常兴奋，立即给林彪回了封信，全文共6700多字。 毛泽东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作斗争。”毛泽东给林彪回信的第2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封信。因为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后，把林彪的信公布在红四军《前委通讯》上，全体官兵都看到了，且林彪在信中指责朱德的一些言辞很尖锐。但朱德给林彪的信中并没有公开反对林彪的观点，我对林彪信中所显现的过分悲观情绪并不认同。 最后，两封信都刊登在《前委通讯》第三期上，这就等于将朱、毛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一时间，上上下下议论纷纷、沸沸扬扬。据接替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描述，当时，朱、毛“不能有一朝之慨”，说明他们之间的矛盾确实非常尖锐。 紧接着召开的红四军七大，其核心目标之一便是旨在化解种种纷争。遗憾的是，此次会议并未能成功平息矛盾，反而导致问题变得更加尖锐，矛盾的范围也随之进一步扩大。 据当时主持红四军七大的陈毅回忆，他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也批，朱德也批，刘安恭也批，凡是参与争论的当事人，他全批。当然，批的分量不一样。陈毅批毛泽东最多，列了“七条错误”，包括个人专权、家长制……批朱德只有两条，相对比较缓和。最后，会议代表对毛泽东、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见很多。 结论是：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建议对朱、毛都给予处分。 会议最后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毛、朱二人虽然被选进前委，但在前委书记的选举中双双落选，陈毅被推选为前委书记。 陈毅原本并无意承担书记一职的重任，更倾向于将这份重担转交给他人。然而，在与会代表的一致推举下，他最终不得不无奈地接受了书记的职位。前委书记落选成为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自下而上被罢免的事件。毛泽东一生有好几次被罢免的经历：1927年，带队伍上井冈山后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在赣南会议上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书记和红一方面军军委临时前委书记；1932年，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红军总政委职务。这几次被罢免、被撤职，都是上级的处理决定，是中央撤了他的职。 唯有七大这次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说：“我的力量来源于基层，我的力量来源于群众，我的力量来源于士兵，就是来源于下面，结果这次被下面颠覆了。”七大开完后，毛泽东病了，到蛟洋养病去了。 七大后，陈毅离开红四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这期间，没有了毛泽东所谓的“专断、一言堂、家长制”，红四军的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各纵队长为各纵队的观点、方向、利益，吵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凡事都进行民主讨论，无法决断更没有结果，会议开得很乱，“民主”得搞不下去了。 紧接着，红四军成功夺取了福建上杭，并迅速召开了著名的八大会议。 朱德也觉得这样搞下去不行，会前与部分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工作。 毛泽东复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那眼中挥之不去的锐利光芒，陈毅曾劝我效仿“八面玲珑”之态，四面讨好，但我实则难以遵从。我坚定地拒绝那些草率行事、企图折中、模棱两可的所谓“陈毅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陈毅主义”。 后来，毛泽东也承认当时的措辞是有些过分的。但当时的毛泽东坚持要辩出个道理是非，认为陈毅在七大上列出的所谓“七条错误”，都是从个人伦理上考虑的，没有从政治原则上考虑。 陈毅目前的位置不明，但他正于上海向中央领导层报告红四军的历史状况及党内的争议。考虑到陈毅提出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中央领导周恩来、李立三在政治局讨论后，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的小组。周恩来将负责召集相关人员，集中研讨解决红四军内部矛盾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周恩来与古田会 此刻，正当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而古田会议尚未启幕，周恩来步入了会场。 今日，我们将聚焦于周恩来所扮演的卓越角色。之所以选用“非凡”一词，那是因为在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周恩来所展现出的非凡特质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