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日本“大陆浪人”的身影几乎无所不在。什么是“大陆浪人”？《角川日本史辞典》如是解释道：

大陆浪人与日本的政、军、商勾结，以朝鲜和中国大陆为活动舞台，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尖兵。其中有为军部刺探情报的间谍，穷困潦倒的政治家、一诺千金的野心家以及坑蒙拐骗的无赖。

晚清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以日本为基地开展反清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其中不乏比较知名的“大陆浪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些大陆浪人们纷纷行动了起来。他们不仅在日本国内策动政府及军界与商界知名人士支持革命派，还通过友邻会、善邻同志会等政治团体开展各种声援活动，派遣骨干成员前往中国支援革命，

在日本众多的大陆浪人当中，内田良平（1874—1937）是名声最为响亮的人物之一。他不仅是右翼法西斯社团“黑龙会”的创始人，还有着“在野的政治家”之称。

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会一度大力支持革命党人？他支持中国革命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革命党人彻底割席了？他又是如何评价中国革命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894年7月，他以玄铁社“天佑侠”成员的身份远赴朝鲜，“旨在挑动东学党起义军结托义侠的日本国民合力北上，进而大举进攻包藏祸心的清国。”

因为愤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内田良平认定“沙俄是日本对外发展的最大敌国，日本为了自身的发展，将来势必要对俄一战”。

于是，他组织了一批日本浪人，在海参崴等地广泛搜集沙俄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情报，供日本军政界人士们参考与使用。

1）与革命党人的首次“合作”

1898年7月，在宫崎滔天（1871—1922）的介绍下，刚刚从西伯利亚归来的内田良平结识了孙中山（1866—1925）。

没过多久，他不仅亲率数十人参与了孙中山援助菲律宾独立军的活动，还深度参与了1900年惠州起义的筹备工作。

实际上，他还以孙中山代表的身份前往广州，与广东名士刘学询（1855—1935）讨论了所谓的“两广独立计划”，甚至宣称“打算以生命相赌，刺杀刘坤一与李鸿章等人。”

不过，伴随着惠州起义的全面失败，他提前中止了支持革命党人的各项活动，将主要精力用到了“经略沙俄”的问题上面。

1901年2月，内田良平联络了一批在“对俄开战”问题上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志之士”，在东京组建了“黑龙会”。

在将“唤起国民之坚定决心与舆论，雪三国干涉之屈辱，推动帝国确立对抗沙俄、独霸东亚的一万年长计”设定为奋斗日标的同时，成员们进行了大量的刺探情报、绘制地图、培养俄语人才、煽动对俄开战舆论的活动。

日俄战争结束后，他将目标转向朝鲜。不仅扶植了亲日组织“一进会”，还为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制造了来自朝鲜人内部的合邦舆论”。

1910年8月29日，伴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正式生效，朝鲜半岛就此沦为了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2）与革命党人的“深度合作”

进入1905年以后，眼见越来越多的在日华人留学生主动投身革命，内田良平断定“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他不仅重新参与到了中国革命活动当中，还主动加入了同盟会，先后发表了《东亚时务辨》、《日清时务辨》等时论文章，旨在强调“日中亲善”的重要性。

武昌起义爆发后，内田良平动用各种资源，连续在黑龙会的机关刊物《内外时事月函》上发表多篇政论文章，大力讴歌中国革命。其措辞之华丽，对中国革命的评价之高，令今人叹为观止。比如他在《中国改造论》一文中如是写道：

革命者，中国之国性也；中国之天下者，革命之天下也。

中国帝国地占今日亚细亚大陆之上游，拥有古罗马帝国般辽阔领土，有四千年之历史，有四亿之民众，犹能存立于世界之缘故，无他，在于国民之革命精神也。此次革命动乱，非同义和团一时突发之变乱，乃带有永久持续性质之国民革命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基于“维持对清国政府特别之好意”与“维护东亚大局之考虑”的双重考量，日本政府确定了“袒官抑革”的方针，决定向清军秘密提供“讨伐革命军所需的枪炮弹药”。

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由大仓公司、三井物产公司与高田商会联合组建的“泰平公司”，不仅与清政府秘密签订了总额高达273万日元的武器销售合同，并拒绝向革命军出售武器。

内田良平得知此事后，立即给三井公司总经理益田孝写下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指出：

武汉之革命军，纵令为官兵所剿灭，然其核心力量之革命党犹健全保存，到底难以刈除净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单方面向清廷提供武器，就是买大多数汉人之恶感，将致将来之不利。此际失去革命党之感情，将来无论是否对中国实行瓜分，都将大大有损日本国家之利益。

接到这封信后，益田孝在第一时间就向三井公司的终身顾问、元老井上馨（1835—1915）进行了汇报。

在先后征得元老桂太郎（1848—1913）和首相西园寺公望（1849— 1940）的同意后，三井公司做出了向革命军出售武器的决定。

1912年1月，内田良平以上海都督府代表的身份，与三井公司签订了借款30万日元的合同，并利用这笔借款为革命军购买了一批大炮、机关枪和弹药。

尽管这批军火的质量较差而倍受诟病，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革命军能拿到手的为数不多的海外援助之一。所以，宋教仁（1882—1913）特意在1月25日向内田良平发送了电报，就借款与购械一事表示了谢意。

在1911年11月上旬，内田良平就联合头山满（1855—1944）、宫崎滔天等人，在东京组织“有邻会”，“旨在联合诸派大陆浪人，共同进行援助中国革命的工作”。

“有邻会”成立后不久，宫崎滔天等多位骨干成员先后赶赴武汉，与当地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络。不久，“有邻会”又派出了一支包括多名医生、药剂师和护士组成的医疗队来华，以救护在战场上负伤的革命军官兵。

另外，内田良平还运用手中的人脉关系，先后向山县有朋（1838—1922）与桂太郎等军界领袖和元老们进行游说，“教以此次武昌起义，乃制清朝于死命的一大转机。当此之时，使中国本土革命成功，同时防止革命波及满蒙，使满蒙得日本之领导而获独立，方为日本应取之策”，在试图彻底打消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不安情绪的同时，提醒他们“将赌注全部押在清国政府身上，未必明智”。

不久，他亲自渡海前往朝鲜，当面劝说另一位军界大佬、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1852—1919），“不要惧怕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务必要转换思维方式，进而借机解决满蒙问题。”

3）内田良平的“失控暴走”

需要指出的是，进入12月之后，英美等国以“倘若战争持续下去，将使外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危险”为由，要求南北双方尽快达成停战协议。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内开启了和平谈判。

得知此事后，内田良平大为恼火。在他看来，“一旦将政权让与袁，尚不知老奸巨滑的袁氏会做出何等样事。其结果就是，定将使革命之目的归于泡影，故余决心此时绝不允许实行妥协。”

于是，他派遣黑龙会成员葛生能久前往南京，极力劝说革命党人中止议和，并主动邀请宋教仁在议和告成后来到日本一游，欲“介绍宋教仁与日本当局者充分交谈，使彼得获凭赖”。不过，宋教仁因为一直忙于迎接袁世凯南下等事宜，未能前往日本。

见南北议和已成定局，内田良平旋即一改以往支持中国革命的姿态，不仅大肆谩骂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党人，还极力批判和否定中国革命，最终彻底与之“割席”。

综合前面的一系列描述来看，内田良平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的演变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深度参与革命的同时，撰写了大量与中国革命相关的文字著述。结合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我们可以一窥其“中国观”的演变历程。

1）内田良平眼中的“中国革命”

1913年7月，旨在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内田良平撰写《满蒙独立论》一文，对中国时局展开了深度锐评。

简单地说，他不仅在文中全盘否定了南北双方的政治理念，并使用极为偏激的措辞表达了对革命党人彻底失望的态度。

比如曾被其赞颂为“二十世纪世界最大之变局”的“中国革命”，在这里被贬斥为“不值倡优一夕之粉妆”的俗物：

中国南北双方之对抗，乃中国人古今通病——“政权欲”表露之结果。双方侈谈所谓主张、所谓主义、所谓人道、所谓名分等等，皆不值倡优一夕之粉妆。

故双方虽各求胜算，但彼等原本就无遑顾及将来之国事，且将疆域内之利权送与外国人亦如家常便饭。因之，若有爆发不测之事祸及我帝国未来之虞，则不如极力避免此事态之发生。

他还在文中指出，无论日本政府选择援助南方还是北方，均不能为日本谋得最大限度的权益和优势，“都是山野之人无见识者的妄言”。

最终，他得出结论，“只有稳固帝国经营北方之基础的满蒙独立之构想”，才是综合考虑了日中双方内外局势的基础上，可以做到权衡各方利害得失的最佳提案。

2）内田良平的“中国观”

1913年10月，内田良平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观》长文，就中国人的国民性与社会特征进行了一系列的“恶评”。

在文中，他首先将中国社会划分为“读书社会（政治社会）”、“游民社会”与“农工商社会（普通社会）”三个阶级，并逐一进行了分析。

对于“读书社会”，他在文中如是写道：

因唐宋以来的科举之法，使得读书社会养成了上下贿赂、妒忌排挤、言清行浊的中国国民之病疾。

辛亥革命后，这些缺点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是党争排挤达到了顶点，酿成南北轧砾，暗杀、格斗、暴乱、亡命等事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无不在于读书社会的国民性之劣恶表现。

对于“游民社会”，他在文中如是写道：

所谓游民，据说是秦汉以来以豪侠而自任者组成的社会群体。在他们的眼中，无政治、无政府、无仁义、无道德，其理想仅仅在于自身的快活。他们的存在，代表了中国国民性之惨厉狠毒的侧面。

对于构成中国社会主流的“农工商社会”，他在文中如是写道：

彼等全然以个人为本位，倘若个人之生命财产可得保全，则其君主拥戴亦可，不拥戴亦可；其国土属于何国所有亦非自己关心之事也。

总的来说，农工商社会是一群远离政治，不了解世界发展之潮流，不解国家为何物、宪法为何物、民权为何物、自由为何物的庸碌群氓，在讨论中国政治与中国前途时，他们是可以完全不予理会的社会存在。

在他看来，标榜“中国之觉醒”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一部分外国游学生等生吞活剥外洋书本之结果而已。于一般国民而言，为政争而妨害自家之产业，毋宁更难以忍耐。与泰西（即西方国家）之所谓革命，原因异、经过异、结果异，决不得彼此同一视之。”

最终他在文章指出，对于中国这个“畸形国”而言，“中国革命”的本质是“读书社会为了争权夺利的政争的产物”：

彼等创成共和政治社会之希望，甚于缘木而求鱼。彼等即便于形式上制定宪法，选举大总统，组织了共和新政府，然而欲使中国国民运用其新政治，亦难于水中捞月矣。

实际上，在内田良平撰写《中国观》之前，他就在其他著述中对“黄汉民族”的“民族性”，做出过极为尖酸刻薄的批判：

秦汉五代以后，黄汉民族的社会，建立在统一而稳固秩序上施行政令的时代，究竟有多长岁月？

及至清朝末年以后，黄汉人的思想界，已经退化成为了“貘”一般的性格，可以被公认为人类社会高等种族的德性荡然无存。指望这样的民族建成共和同治之社会，窃以为不过是缘木求鱼之妄想。

在今天看来，通过对中国革命以及所谓“国民性”的差评，除了散发着小人得志般的尖酸刻薄之外，并不具任何反驳的价值。

3）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对策”

在彻底打消了对中国革命的期待以后，内田良平特意为日本政府量身定制了新版本的对华政策。

在他看来，日本以往的对华政策是“日本外交上的一大错误”，就是“对衰亡腐朽邻国徒然之情死、牺牲，舍本而逐末的愚行”。

因此，他不仅提出了“中国以不保全方得保全”，还建议日本政府“一如列强之所为，冷头冷血，以彼之存亡任彼自求存亡；我对之则专执高压手段，大力扶植我之势力，全面攫取我之利益。可以一面以高压手段，慑服彼等之政治社会；一面于放任主义之下，保护彼等之农工商社会。”

一言概之，在内田良平看来，所谓“中国”，本质上就是日本与欧洲列强争夺东亚地区殖民地利权与扩展本国对外扩张的一个重点对象与重要战场，从来都不是可以合作与提携的重要伙伴。

众所周知，内田良平也是“大亚洲主义”理论的信奉者之一。

所谓“大亚洲主义”理论，就是基于种族对立的角度，在认同“黄白人种之争，将会是未来世界发展之大趋势”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推演出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黄种人中最强的国家与东亚砥柱“的观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亚洲主义”理论的拥趸们还提出了所谓“保全中国”的观点。具体而言：

大西洋文明有向太平洋转移之趋势，而目前列强在太平洋的争夺处于均势状态，如果中国部分领土被他国侵占，太平洋均势就会被打破，列强就会因为分割中国利益不均而发生战争，所以，保太平洋和平，首先要保全中国。

当然，所谓“保全中国”的本质，无外乎是为了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实际利益，保证与列强的争夺中占据有利地位。

1）内田良平眼中的“日中亲善”

在署名为“黑龙会本部”发行的《日英国交之危殆·中国解决论》一书结尾，附有内田良平在东京和大阪等地所作讲演的笔录。

在一篇撰写于1916年，题为《日中亲善的基础》的文章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为什么重视“日中亲善”的原因：

数百年前，西力东渐而来。所谓东洋各国，几乎全部沦落，现今保持独立者仅日本而已。然而日本帝国领土狭小，人口亦不过六千万之众。以日本一国之力难以对抗西洋之力，则不言自明。

幸而邻邦有中国大国，民有四亿，领土辽阔，物产无所不备。且从地势方面来讲，日本亦必须同该国相结合。若同该国结合，东洋则足以抵御西洋之力。

对于“日中亲善”的方式，他认为有两个选项，即“建立对等国家的亲善”与“建立指导与被指导国家之间的亲善”。

鉴于当时的中国“不仅不具备独立国家的实力，也缺乏容纳日本忠言的度量”，因而只能采取第二种选项。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在文章指出，“日本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和手段，强制性地要求中国的顺从；当然，也要必须向中国示以利益，用种种好处劝说中国服从日本的安排。”

站在日本的角度看，要想在中日关系中掌握政治领导权，“首当其冲就是由日本来统治满蒙与健全中国的国防”。

原因很简单，“日本只要在地理上确实占领了此地，就具备了随时随地置中国死命之权威，中国则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背叛日本之领导”。

2）投身革命背后的“满蒙野望”

结合相关资料看，内田良平之所以在20世纪初极力支持孙中山的反清事业，本质上都是为了尽快实现“吞并满蒙”的目标。

根据《硬石五拾年谱·内田良平自传》中的记载，双方在1898年7月的首次会晤中，进行了以下的对话：

孙向余说中国不可不革命之所以，切盼日本志士援助。余曰：中国虽有革命之必要，然在中国革命之前尚有先决之条件，曰何？日俄之开战也。日俄不战无以挫俄国东侵之势力；而俄国东侵之势力不挫，彼即有乘革命变乱之机而侵略中国领土之虞。殷鉴不远，请观日清战争之结果，或溯而观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之时，俄国岂非已迫使（清廷）割让乌苏里一带之土地耶？

孙答曰：中国革命倘若成功，恢复俄国之侵地当属易事，不足为虑。更况有日中提携（可为凭恃）耶。余深为孙之意气所感动，曰：中国革命举事倘先于日俄战事，仆即终止对俄计划以援助君。革命时机到来之前，可各从事其所志之事。孙大喜，自兹遂日夕往来。

后来，内田良平在《皇国史谈．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不仅更为详细的介绍了这次会晤，还增加了有关“满蒙西伯利亚”地区的对话：

孙曰：即令露西亚（俄罗斯）乘革命之机，夺取中国领土，亦不足以深忧也。革命政府一旦成立，清朝政府必走满洲，以露西亚为后援维系国命。

新政府党可与日本同盟还击露西亚。既然无论如何措置，与露西亚之冲突终亦难免，则革命之发动愈早愈有利也。本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功之晓，即令举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吾闻此言，知孙非寻常之人，遂与之订下援助之约。

假设孙中山真的许下过这样的承诺，那么内田良平极力援助中国革命的真实动机就十分清晰了，即“日本在革命党人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以便等到革命成功之后与中国的新政府共同抗击沙俄的南侵，进而从新政府的手中索得满蒙地区与西伯利亚的权益。”

我们还可以推测，内田良平之所以在惠州起义失败后突然停止了对孙中山等人的援助活动，无外乎就是觉得“满蒙与西伯利亚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了。

1930年，内田良平在回忆录《日韩合并的追忆》中，再度谈到了孙中山对“出让满蒙与西伯利亚”一事背后可能存在的动机的推测：

实际上，革命党首领孙逸仙跟我也是同样的意见。孙逸仙说要把满洲和蒙古送给日本，实际上是他很聪明的策略。

因为万一革命成功之后，清政府逃往满洲，以此为根据地再接受来自俄国的援助，就能以无敌之势，卷土重回中国内地，这是他最害怕的。

所以，把满洲让给日本，一面可以断了这个后患，另一方面可以换取日军对革命军的全力支援，实在是一举两得的计谋。

当然，鉴于孙中山从未在任何场合叙述过自己与内田良平之间存在所谓“关于满蒙问题”的所谓交涉记录。所以，单凭上面的一段记录，尚不足以证明前者真的有过“出卖满蒙”的计划或打算。

但这些足以向我们说明，内田良平之所以大力支持中国革命，本质上还是基于“日本利益”做出的“押宝”选择，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改造中国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理想，不存在任何直接关联。

换言之，倘若当时支持清政府会给日本政府带来更大的利益，那么他做出的判断以及向日本政府提出的建议，一定是与之完全相反的。

3）内田良平为何无法成功？

坦诚说，革命党人尽管在对外问题上存在着自己的局限性，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力量的软弱，一度只能依靠日本“大陆狼人”在内的外部势力的帮助与支援。

但是，革命的根本出发点依然是爱国而非卖国，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中国的繁荣昌盛而不是沦为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因此，无论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系领导人，谁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领土和民族问题上铤而走险。

一言概之，通过对以往参与中国革命活动的一系列复盘，内田良平终于认识到中国革命与日本右翼势力所从事的"事业"水火不相容。

其结果就是，彻底抛弃了支持与同情的伪装，正式确立了掠夺与瓜分中国的政治立场。

1914年7月，一战正式爆发。内田良平认为，这是“中国驱逐强暴之德意志，振兴东亚”与“将全部黄汉民族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良机。”

因此，他不仅极力主张日本应该立即向德国宣战，并“着力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欧洲战乱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战，战争使欧洲的均势发生巨大变化，给国际政局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也为日本对外扩展势力带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机。

而在我帝国，能否解决东亚问题，树立国家百年之大计，则在于能否顺应大势所趋之所在，恢复进取之国是，确定并施行对华政策之大方针是也。

10月底，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对华问题解决意见》，先后呈送给了首相大隈重信等（1838—1922）全体内阁成员以及山县有朋、松方正义（1835—1924）等政界元老们的手中。他在“解决意见”中指出：

一战结束后，英俄法三国将会形成新的“协动的势力”，并会在中国重新伸张势力。

这就意味着，“倘若日本政府在一战结束后，不能马上对三国可能到来的攻势预先采取措施，将会在中国问题上彻底失去主动地位，永为列国势力所掣肘，东方之和平亦难免因此陷入到危险状态之中。”

与此同时，他建议日本政府应该尽快与北洋政府订立《国防协约》，其内容要点如下：

中国发生内乱或者与外国宣战时，必须请求日本军队支援；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将其统治权委任给日本；日本享有德国在胶州湾的一切利权，青岛则在和平恢复后归还中国。

中国向日本提供福建省沿海要港及省内铁路和矿山的开办、采掘权；中国将改革、教练陆军之事委任给日本；中国统一使用日本武器，并开设军事制造厂；中国将海军的建设及教练权委任给日本。

中国将整理财政、改革税制等事项委任给日本，聘请日本财政专家为政府最高顾问； 中国聘请日本教育专家为教育顾问，并于各地开办日语学校；中国与外国订约、借款、租借或割让土地，宣战或媾和时，均须与日本协商并取得同意。

坦诚说，上述内容几乎与日本政府在次年1月份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完全一致，甚至比后者更全面、更过激、更露骨。

因此，在孙中山写成于1918年的《建国方略》中，尽管列举了以宫崎滔天为首的数十位与辛亥革命事业存在密切关系的日本人并对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评价，但唯独没有提及内田良平的名字。

由此可见，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们，实际上已经对以内田良平为代表的右翼“大陆浪人”的言行与品德做出了鉴别，最终做出了准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