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年2月起，一直到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止，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一职长达25 年。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7月24日胡乔木婉拒刘少奇写“反左”文件后，然后同时受到刘、毛的严厉批评。8月17日，胡向毛主席请休病假，毛东收到胡乔木的来信后，在8月25日给胡乔木回信，对胡乔木的病休表示肯定，并建议他“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要“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的打算”，“若急于回归工作，恐病症又将复发。”胡乔木的这一休假持续了十余年，成功避开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然而，在文革的尾声阶段，他却不幸遭遇了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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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6 月，胡乔木在杭州好不容易见到了毛泽东。见到毛泽东后，胡乔木一时乱了思路，原本想好了要向毛泽东诉说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而毛泽东这边，话语也很简单：“你返回北京后，尽量少言多行，多观察，多了解实际情况。”其中透露出的关怀之情，依旧令人感动。胡乔木未曾料想，这次会面竟成了他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交谈。这次分别，也为他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73年，邓小平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翌年1月，他同时担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及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进入2月初，邓小平开始代理因病卧床的周恩来总理全面工作。在即将接手国务院工作之际，1月6日，邓小平与胡乔木进行了交谈，指示他连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担任国务院顾问，仿照过往“钓鱼台班底”的风格，撰写一系列反修反帝的文章。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依然被“四人帮”所垄断，中央的“两报一刊”、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文化部、体委以及北大、清华两所高校，辽宁和上海等地均直接受其控制。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深知强化思想理论工作，与“四人帮”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紧迫性。此次谈话后，胡乔木随即出席了1月5日已开始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紧接着又参加了1月13日至17日的大会，从而恢复了政治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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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工作已显露成效，但由于舆论宣传掌握在“四人帮”手中，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央圈发的文件，在报刊上都得不到宣传。所以，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的进一步斗争，都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恰好此时，负责整理《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康生病重，胡乔木被吸收进整理队伍，这是一个最佳时机。6月8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借编《毛泽东选集》第5卷工作之事，打算正式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泽东选集》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人马。

胡乔木提出，是否多找些“革命造反派”加入，被邓小平坚决地拒绝了。10月中下旬，邓小平被严厉批评后，胡乔木11月10日又提出，是否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坚定地说：不要!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妥协。邓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后要“代管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社科队伍的领导权。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邓小平坚决排斥“造反派”加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图就是要建立与“四人帮”对垒的舆论阵地。显然，胡乔木如此三番建议，目的在于不想直接与“四人帮”唱对台戏......

另有两件事实亦能映证。首先，在1月6日的会谈之后，胡乔木于2月28日向邓小平致信一封，提及在解放之初，毛泽东曾嘱咐他撰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但遗憾的是，他迟迟未能完成，深感愧疚，并希冀组织能够考虑，或许可为其配备一两位助手。邓小平在6月8日的会面中回应胡乔木，指出这封信已呈递给主席及各常委审阅，主席亦表示了赞同。邓小平补充道，鉴于其他工作的紧迫性，此事可暂缓处理，日后再行商讨。他所提及的其他重要工作，即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社会主义未来的1975年整顿。另一件事实是，在胡乔木着手编纂《毛泽东选集》第5卷之际，他正组织几位学者编写关于毛泽东理论指示的学习资料。胡乔木提出了若干题目，参与者包括邓力群、陈禹、冯兰瑞等。最终，他们编就了《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一书。然而，随着政研室的成立，此项工作遂告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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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成立，其负责人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位同志共同担任。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研室的人员规模逐渐扩大至近五十人，并设立了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以及图书资料室等多个职能机构。成立仅四个月的政研室，在邓小平同志主持的1975年整顿工作中，展现出了其不可或缺的独特价值。

政研室职责涵盖4个方面。

一，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和李鑫主要负责这方面的编辑工作。邓小平首先选择了毛泽东一篇最重要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进行编辑，当然邓小平选择这篇文章是为治理整顿提供理论支持的。邓小平对胡乔木整理加工的这份稿子非常满意。7月13日邓小平上报毛泽东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毛泽东批：可以印发全党讨论，暂时不要公开，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篇整理的《论十大关系》等于就此搁浅了。据邓力群回忆：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时，胡乔木和李鑫争论得很厉害。胡乔木主张改得多一点，李鑫主张改少一点，保持原貌。

二、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四人帮”的斗争。自政研室成立伊始，便着手搜集文化教育领域的相关资料，随着毛泽东逐步将关注点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并着手调整文艺政策，政研室搜集的资料亦随之增多。其中包括上送“四人帮”关于取消“百花齐放”及推广“三突出”理论的相关文件。此外，政研室还转递了《创业》编剧张天民的申诉信以及《海霞》的主创团队致毛泽东的信件，并据此获得了毛泽东关于两部影片放映的批示。同时，政研室亦转送了周海婴、姚雪垠致毛泽东的信件，促使鲁迅作品与小说《李自成》的出版问题进入日程。

此外，政研室还转送了冼星海夫人致毛泽东的信，助力冼星海与聂耳纪念音乐会的顺利举行，克服了“四人帮”的阻挠。李春光的大字报亦被抄送至毛泽东。这些材料大多是通过胡乔木转交给邓小平，再由邓小平转呈给毛泽东，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支持。在此期间，“四人帮”的地位逐渐陷入劣势。进入9月中旬，政研室围绕评价《水浒》一事，与“四人帮”展开了一场斗争。“四人帮”借助毛泽东对《水浒》的评价，向周恩来、邓小平发难。邓小平在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就《水浒》中“架空晁盖”的问题进行了大肆批判，却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三，负责代管学部事务，并着手筹备《思想战线》杂志。在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中，胡绳具体负责学部工作。胡乔木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增调了一批人员，以此组建了学部党组。胡乔木还特意为党组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如何运作《思想战线》杂志。他指出，该杂志需全面传达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尤其是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和“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三项指示。然而，目前报刊媒体中已忽略了毛泽东三项指示中的这两项内容。该杂志应全面呈现各项指示和各条战线的动态。鉴于形势的严峻，1976年1月17日，胡乔木起草了一封致邓小平、张春桥等领导的信件，恳请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学部的职责，并建议暂停《思想战线》杂志的出版。因此，该杂志至今尚未问世。

四，本人参与起草或修订了三份被“四人帮”诬指为“三棵大毒草”的关键文件。这三份文件分别是《科学院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以及《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其中，《科学院汇报提纲》由胡耀邦执笔，鉴于其言辞过于尖锐，邓小平遂指示胡乔木进行修订。胡乔木的修订版进行了重大调整，其显著特点便是汇编了十段文革前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重要论述，意在以此抵御攻击。文件呈递毛泽东后，未被明确表态，最终被退回。

而“四人帮”所批判的，则是胡耀邦未包含毛泽东语录的版本。《工业二十条》由计委起草，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邓力群等人参与了修订工作。《论总纲》则是胡乔木指派给邓力群的任务，旨在全面推广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并计划在《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刊发。胡乔木对邓力群撰写的《论总纲》初稿不满意，认为其过于尖锐，随后又组织了一批人进行起草。这三个文件全面体现了邓小平治理整顿时期的精神，因而激起了“四人帮”的强烈不满。在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三份文件被“四人帮”诬称为“三棵大毒草”，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邓小平治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当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尤其是开始涉及毛泽东不想触及的环节时，矛盾就显露出来。1975年10月，胡乔木托邓小平转的清华大学刘冰告迟群和谢静宜的信，成为引爆的导火线。毛泽东对邓小平转的这封信大为恼火，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后来公布这段谈话时加上一句：“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月初起，邓小平在政治局内遭到反复批评。11月20日，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委婉地拒绝了。11月24日，毛泽东召集了有100多人参加的会议，说要向一些老同志“打招呼”。后来印发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发〈打招呼讲话要点〉的通知》。讲话要点主要除了谈刘冰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它的定性，说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打招呼的目的是“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12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1976年2月，接替周恩来代总理的华国锋，在毛泽东授意下召开了两次17个省市领导参加的打招呼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深入揭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4月的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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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胡乔木上纲上线地写了十八条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想挽回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无奈形势瞬息万变……政研室被称为“邓记谣言公司”，胡乔木被诬为“邓记谣言公司的副总经理”“邓小平复辟翻案的黑干将”。就在毛泽东批示刘冰的信后，国务院就此召开专门会议，特意把胡乔木、胡耀邦等人找去传达了这个批示，并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

紧接着又开政治局会议，上纲上线地批评邓小平的同时，也批评了胡乔木等人。江青在会上尖锐地批评胡乔木参加了反对毛泽东的活动，是对毛泽东的忘恩负义。11月24日的“打招呼”会议在政研室传达后，政研室就开展了几次批评与自我批评。胡乔木是重点斗争对象。尤其是李鑫，说胡乔木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还骂他“是个什么玩意儿”。会上责成胡乔木认真交代，认真揭发。

胡乔木当时“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有时竟不想活了”。原在政研室工作的郑惠也回忆，当时胡乔木精神完全垮了，我们都没想到他这样经受不住。1976年2月，政研室资料员农伟雄通过姚文元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揭发信，说胡乔木积极鼓吹“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来又按兵不动，捂盖子，要求中央派得力干部来领导运动。毛泽东亲自批示：“印发政治局送胡乔木一份”。

1976年2月召开的打招呼会议，胡乔木和农伟雄参加了。姚文元要农伟雄“把政研室的运动搞起来”，对胡乔木说“你的任务就是揭发”。农伟雄在“四人帮”的支持下，主持了政研室的揭批活动，先后发动了7次揭批高潮。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是属犯严重错误的对象。在强大压力下，为了过关，胡乔木被迫起来揭发邓小平，除了在政研室两次口头揭发外，他还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详细的揭发材料。

胡乔木的口头交代和书面揭发材料，被冯兰瑞收进了她的《别有人间行路难——198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理论风云及其他》一书中。原在政治研究室工作的胡绩伟，在其所著《从华xx下台到胡xx下台》一书中也有所披露。胡乔木的揭发材料由三部分组成：一是1976年2月23日，胡乔木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所作的举报与陈述；二是胡乔木于1976年3月2日向毛泽东提交的18条针对邓小平的举报内容；三是胡乔木在1976年4月3日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的举报与陈述。

1976年2月23日，胡乔木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口头揭发和交代时，首先说：“我秉承这个最大走资派的意旨，在政治研究室积极执行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他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积极参加者，鼓吹者。”“我决心与那位最大走资派及其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划清界限，坚决回归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随后，胡乔木对在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间所涉及的六个问题进行了检查与交代：首先是政治研究室的任务与组织问题；其次是收集有关文教材料的问题；第三是代管学部和筹备学部刊物的问题；第四是关于《科学院汇报提纲》的问题；第五是三项指示文章与《水浒》文章的问题；最后是转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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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问题“政治研究室的任务和组织问题”，胡乔木说：“政治研究室是最大走资派提议成立的，但是它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最大走资派从没有正式规定过。……同政治研究室被他和他的忠实追随者我利用来刮右倾翻案风有很重要的关系。……我紧跟着最大走资派的指挥棒转，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往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引，往修正主义路线上引。这是我今天感到对毛主席、对党、对政治研究室全体同志非常痛心的严重错误。”胡乔木还说：1975年10月，邓小平开始受批判时，自己就“建议政研室今后要吸收一些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他马上摇头说不要，吸收青年就行了，这还是他6月间说的老话”。在谈到“收集有关文教材料问题”时，胡乔木说邓小平并不是真要研究文化战线的问题，只是利用政研室作为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刮右倾翻案风的工具的一个开端。还说邓确是曾想要通过政研室抓出版工作，在出版工作上刮右倾翻案风。然后，胡乔木检查了自己在关于收集文教材料活动以及有关出版工作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在谈到“代管学部和筹备学部刊物问题”时，胡乔木说：“最大走资派所以要抓学部，注15实际上就在于想办一个能由他指挥的刊物，也就是要办一个宣传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刊物，来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等等。应该说，胡乔木的揭发除了交代事实外，通篇用了许多上纲上线的语言。

1976年3月2日，胡乔木私下向毛泽东提交了针对邓小平的18项指控材料。这些材料包括：1975年1月和6月的谈话记录；“政治研究室”的职能及成立过程；关于《十大关系》编辑工作的讨论；涉及“路线是空的”等观点的注释；关于“双百方针”和收集文教资料的问题；关于代管学部和出版学部刊物的讨论；两部电影的相关问题；“高喊反复辟者就是复辟者”等言论；关于“党的作风”的讨论；社会主义非吹嘘可得；对《水浒》的评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教育革命问题；两封未转交的信件及其他内容；1975年11月两次谈话记录（第十八条在冯的书中省略——注）。注：胡绩伟在其书中补充了冯书中省略的部分，例如，在第三条指控中，胡乔木提到：“在毛主席批准我参与《毛泽东选集》整理工作后，邓小平通知了我。然而，毛主席同时也对我过去在此工作中表现出的主观主义、狂妄自大、擅自改动主席著作、以己意篡改主席思想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邓小平并未正式通知我，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主席说我‘有时很固执’，‘提了过去的老话’。他却对我说‘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由我送主席审查’等。”胡乔木还指控说：“每次送整理稿给他后，他表面上会召集我们开个会，但只是形式上的，他没有真正下功夫。他常常利用这些机会宣扬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谬论。”在第四条指控中，胡乔木说：“在7月上旬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一篇《论十大关系》时，邓小平借题发挥，称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具体化，否则‘路线就是空的’。他还说：‘路线不是空喊。’并认为，这篇文章在毛主席审阅同意后，应分发全党讨论。这是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好材料。若不学习这些著作，全国的理论学习将难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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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6年4月3日的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胡乔木公开发表了口头揭发与交代，逐一详述了邓小平自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间，与其进行的23次会面交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让郑惠记忆犹新。她回忆道：“乔木先生心向往之，欲出席追悼会，却遭江青等人阻挠。他内心痛苦不堪，与毛主席之间的深厚情谊难以割舍。无奈之下，乔木先生只好向江青女士写信表达自己的哀思。这封信，鲜为人知，却在‘四人帮’被捕时，从江青的办公桌上被发现，由此引发了轩然大波。有人猜测，这封信是乔木先生对江青女士的忠心表达。其实，若要表达对参加追悼会的渴望，乔木先生大可不必写信给江青，只需致信中央办公厅即可。这一事件，在华国锋同志上台后，成为了当时中央领导层对乔木先生看法形成的重要依据。”

邓力群说：“乔木说，他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并江青，其中有一句话：对于江青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邓力群认为，这个事情导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一度要解散政治研究室：“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召开会议，宣布政治研究室将被撤销。而撤销的原因，正是乔木所写的这封信。”

文革落幕之际，政研室对针对邓小平的揭批运动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中指出：“然而，亦需指出，七位负责同志在揭批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言辞过激。部分言论超出了合理的界限，有的甚至过于夸张；尤其在胡乔木同志于1976年3月2日提交的揭批材料中，此现象尤为突出。对于历经党多年培养的老干部而言，此行为实属不当，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以此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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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中，胡乔木承受的压 力尤为巨大，他的揭露行为也最为激烈。其他政研室成员无不感到无奈，只得违心地表态，却缺乏实质性的内容。相较之下，胡乔木的揭发材料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他主要回顾了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这一年期间，邓小平与他进行的23次交谈及所赋予的任务。这些材料基本以陈述事实为主，缺乏关键的实质性内容，亦无任何添油加醋的虚构，然而为了能够过关，胡乔木不吝使用诸多“上纲上线”的措辞。邓力群指出，胡乔木在与邓小平的私下交谈中，关于“四人帮”的讨论应当不少，然而他却未曾揭露任何一件相关事项。

胡乔木随后向政研室同仁阐明了他揭发的原因：我的初衷，不过是为了挽回在毛主席心中的信任。胡乔木的夫人谷羽表示，胡乔木的心中始终怀揣着对主席的敬意与感激，他希望不负主席的期望，以报答主席在文革期间所给予的恩惠。

“四人帮”垮台后，高级干部对胡乔木揭发邓小平都表达了很大的不满。叶剑英说：“这些老干部，在主席身边服务多年，竟揭发邓小平，实难宽恕。”李先念与陈锡联曾对邓力群表示：“你们坚持住了，胡乔木却未能坚守。”罗瑞卿亦曾对邓力群提出质疑：“胡乔木为何竟如此行事？”胡耀邦对胡乔木的行为亦颇有微词。

不过，作为当事人的邓小平原谅了胡乔木。1977年5月，胡乔木托王震、邓力群、于光远他们给邓小平带了一封检讨信。邓小平说：不看了，信你带回去。我就讲，乔木在事实揭发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个不好。邓小平还说：“这没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当谈到有人认为胡乔木政治动摇时，邓小平说：“乔木并非政治立场动摇，而是显得过于软弱。”他总结道：“总的来说，胡乔木这个人还是应当予以任用。至于如何使用他，担任何种职务，则需要与同志们商讨、交换意见。他固然有其不足之处，如过于软弱和偶尔固执，但这些缺点属于书生气的范畴，与那些随风倒的人截然不同。比我批得更狠的人大有人在。”邓小平以政治家的广阔胸怀宽恕了胡乔木，并未与他斤斤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