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黄河流域，堪称中华民族的“英才摇篮”。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与思想家司马迁，就诞生在黄河中游的龙门地区。

提起龙门，那是个满是诗意与传奇色彩的地方。黄河像一条奔腾的黄龙，从龙门北边呼啸着向南流淌。河的左岸是龙门山，右岸是梁山，两座山夹着湍急的黄河水，对峙的样子像一道天然的门，地势格外险要，传说只有神龙才能飞跃过去，所以得名“龙门”。更有意思的是，相传这个龙门是大禹治水时为疏导黄河开凿的，因此也叫 “禹门口”。司马迁幼年时，就在龙门西南的左冯翊夏阳城南（也就是现在陕西韩城县芝川镇）生活，一边种地放牛，一边读书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启蒙基础。到了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 140 年），六岁的他跟着父亲司马谈来到了当时的京城长安。那时的西汉王朝，早已进入了国力强盛的鼎盛时期。

司马谈的远祖世代都担任史官，只不过在他之前的几代，家族史官的传承曾中断过一段时间，直到他这一代，才又被召进京城担任太史令，而且一当就是三十年，直到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太史令这个官职，主要负责编写国家史书。司马谈学识渊博，懂天文、通历法，还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他写过一篇重要的学术论著《论六家要旨》，对先秦时期主要的学术流派做出了很有见地的分析。当时国家史书已经多年没人编撰，汉朝建立以来，许多杰出人物的事迹也没人记录，司马谈看在眼里，心里便立下志向，要写一部完整的史书。为此，他从构思框架到搜集史料，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还亲自动笔写了部分篇章。后来司马迁编写《史记》，正是从司马谈的这些努力起步，司马谈也为《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司马迁从小就得到了父亲的直接培养。十岁时，他已经读了大量用当时通行文字书写的书籍，之后又开始钻研古文著作，像《尚书》《左传》《国语》《世本》这些经典，他都一一研读，没有遗漏。靠着勤奋刻苦的学习，他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二十岁那年，怀着远大的抱负和对祖国的深厚热爱，司马迁开始了一场走遍全国的漫游，实地考察历史遗迹。

他从长安出发，先来到汨罗江畔，专程祭奠了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投江的地方；接着登上九嶷山山顶，瞻仰了舜帝的墓地；之后向南登上庐山，考察大禹当年疏导九江的历史情况。到了东南地区，他亲自前往大禹会合诸侯、论功行赏的会稽山，还探寻了传说中的“禹穴”。在吴地，他参观了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的故城，不禁感叹 “宫室盛矣哉”（这里的宫殿真是宏伟啊）。随后，他经过韩信的故乡淮阴，渡过淮河、泗水，来到鲁国都城曲阜，瞻仰了孔子的庙堂，对孔子兴办教育、重视礼义的遗风充满了敬仰。之后，他又在历史上战争频繁的齐、鲁、梁、楚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山东、江苏北部、河南东部一带）游历。最后，向西来到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魏国都城大梁（旧址在现在河南开封西北），实地察看了信陵君驾车迎接侯嬴的夷门，不由得感慨：信陵君 “名冠诸侯，不虚耳”（名声在诸侯中排第一，果然名不虚传啊）！之后，他才回到了长安。

回到长安没多久，司马迁担任了郎中一职。这个官职虽然不高，却让他有机会多次跟随汉武帝外出巡游。他曾向西走到崆峒山（现在甘肃平凉县西边），向东登上泰山，攀上碣石，一直到海边；向北走出长城，直达九原（现在内蒙古五原县附近）。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他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地区，一直到了昆明，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状况有了真切的了解。正是通过这一次次长期的游历，司马迁开阔了眼界，接触了普通百姓，考察了众多历史遗迹，还广泛搜集了各种史料，为他后来编写《史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从西南出使回来时，已经是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司马迁赶紧赶到黄河与洛水之间的周南（现在洛阳附近），去见生命垂危的父亲。司马谈拉着他的手，流着眼泪叮嘱他：“无忘吾欲论著矣”（不要忘了我想要编写史书的心愿啊），让他继续完成自己没做完的事业，承担起编撰史书的重任。说完这句话，司马谈就去世了。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公元前 108 年），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官职，担任太史令。他利用工作的便利，摘录前代的史书，以及皇家石室、金匮中收藏的国家图书典籍；同时，他还走访了解历史情况的人，订正和补充史实。到了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司马迁主持了当时的历法改革，制定出了 “太初历”，紧接着就开始动笔写《史记》。那时的司马迁四十二岁，正是思想成熟、适合潜心著书的黄金时期。

可没料到，就在他动笔后的第七年（天汉三年，公元前 98 年），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奉命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李陵的军队与匈奴重兵连续作战十多天，最终因为兵力悬殊、箭用完了又没有援兵，兵败后投降了匈奴。消息传到朝廷，一些大臣趁机落井下石，纷纷说李陵的坏话。司马迁对此很不平，他认为李陵虽然战败投降做得不对，但他艰苦奋战，杀伤了大量敌军，立下了显著功劳，投降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且从李陵平时的为人来看，他肯定会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当时汉武帝问司马迁对李陵事件的看法，司马迁就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了汉武帝。没想到汉武帝听后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是故意诋毁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还为李陵的投降找借口，于是下令把司马迁关进监狱，到了第二年，又把他送进蚕室，处以宫刑。

遭受宫刑对古人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司马迁后来在给朋友任安的信中，几乎是声泪俱下地诉说了自己的痛苦和悲愤：“我因为替李陵说句话就遭遇这样的灾祸，不仅被乡里人嘲笑，还玷污了祖先，又有什么脸面再去祭拜父母的坟墓呢？就算过了一百代，这耻辱也只会越来越深啊！”“每次想到这份耻辱，我就会冷汗直流，把衣服都浸湿。” 但对编写史书这份事业的执着，让他没有消沉下去。他想到古往今来很多圣贤都是在遭受挫折后没有气馁，反而发愤图强，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志向，于是下定决心活下去，“就极刑而无愠色”（即使承受极刑也不怨恨），继续完成这部能流传千古的巨著。出狱后，司马迁又担任了中书令，他凭着 “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要弥补之前受辱的过错，就算被杀一万次，也不会后悔）的精神，发愤著书。到太始四年（公元前 93 年），五十三岁的司马迁终于完成了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大概在这之后不久，这位中国史学界的 “启明星” 就离开了人世。而他的这部著作，直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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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最早的时候叫《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史记》之前，史书的体例要么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编年体”，比如《春秋》；要么是按地域范围记载的 “国别史”，比如《国语》《战国策》。而《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 “纪传体” 体例，后来从《汉书》一直到《清史稿》，所有的正史都有 “纪” 有 “传”，毫无例外地沿用了《史记》开创的体例。而且《史记》记载的不是某一个朝代的断代史，而是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横跨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总字数达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根据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的记载，他当时看到的《史记》有 “十篇缺，有录无书”（十篇内容缺失，只有目录没有正文）。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是一百三十卷，和原书的篇数一致，这是因为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的褚少孙等人后来陆续把缺失的部分补全了。

可能有人会问，《史记》里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分别是讲什么的呢？其实它们各有侧重：“本纪” 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历代帝王的政绩和言行的大事记，从五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是全书的总纲；“表” 是用表格的形式记录错综复杂的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为 “本纪” 和 “列传” 的补充，又分为年表、世表、月表三种 —— 年表是按年份编排的，比如《六国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为有些年代太久远，没办法按年份记载，比如《三代世表》；月表只有《秦楚之际月表》，因为楚汉相争就几年时间，事件变化太快，按年份记不足以反映当时的历史情况。“书” 是专门记载某一方面历史的专题史，比如《天官书》专门记录天文星象，《河渠书》专门记载河流和水利情况。“世家” 主要记载王侯封国的历史，比如《越王勾践世家》《留侯世家》。“传” 则大多是各类人物的传记：写一个人物的叫 “专传”，比如《淮阴侯列传》；写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的叫 “合传”，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把性格、经历相似的人物放在一起写，不管他们是不是同一时代的，叫 “类传”，比如《游侠列传》；此外还有 “附传”，就是在主要人物的传记后面附带记载相关人物。另外，“列传” 里还有一部分是记载我国少数民族，或者与汉朝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情况的，比如《东越列传》《匈奴列传》。这五个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史记》完整的体系。而且司马迁不仅在叙述历史事件时融入自己的观点，还常常在每篇文章的末尾，用 “太史公曰” 的形式，以简洁的语言写下自己的评论，也就是史论。

司马迁编写《史记》，可不只是为了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他更想通过历史现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总结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在两千年前，一位史学家能提出这样的目标，他的见识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因为当时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他很难得出完全准确的结论，但这并不影响《史记》的价值。作为一部史书，《史记》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司马迁对史料严肃谨慎的 “考信” 精神，以及忠实于史实的 “实录” 态度。他拿到大量调查来的文字材料后，会认真分析、核实，去掉虚假的内容，保留真实的史实；他不因为一个人成功就只说优点，也不因为一个人失败就全盘否定，更不趋炎附势去无根据地歌颂权贵，也不隐瞒坏人坏事或者缺点错误。比如他很敬仰孔子，但对孔子在《春秋》中不顾事实、随意评价当代人物和事件的做法，照样提出了批评；对于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他既写了刘邦深谋远虑、豁达大度、善于用人的优点，也生动地刻画了刘邦身上无赖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史记》才成为一部流传千古的 “信史”（真实可信的史书）。

在《史记》里，还能清晰地看到司马迁的进步思想和鲜明的爱憎之情。比如他刻画了靠机智勇敢维护国家尊严、实现“完璧归赵” 的蔺相如，歌颂蔺相如 “先国家之急”（把国家的危难放在前面）的高尚品德；他用满腔热情赞美爱国将领李广，对于李广得不到朝廷重用，最后因为不愿受辱而自杀的结局，表达了无限的惋惜和同情。对于生活在百姓中间，“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说话算数、做事果断，承诺了就一定兑现，不惜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摆脱困境），却又“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不夸耀自己的能力，不好意思宣扬自己功劳）的游侠，司马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对于那些把皇帝的意志当成法律的酷吏，他则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对礼贤下士、不嫌弃地位低微之人的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十分喜爱和敬仰，在《魏公子列传》里，他连用了四十七个 “公子” 来亲切地称呼信陵君，其实就是把信陵君和当时那些身居高位、傲慢待人的权贵做了鲜明对比。

更难得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纪传体史学和传记文学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既刻画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又描写了精彩的历史场面。他笔下的“火牛阵”“荆轲刺秦王”“鸿门宴”“垓下之战” 等内容，既是对历史情况的真实记录，又有着文学创作的精彩，既有具体的场面描写，又有鲜活的人物形象，直到现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所以鲁迅先生才会评价《史记》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说它是史学著作中的巅峰之作，又是一部没有韵脚的《离骚》（像《离骚》一样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历来为《史记》做注释的人有很多，最有名的是“三家注”，也就是南朝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家的注释一开始都是单独刻印的，到了北宋时期，才和《史记》原文合在一起，附在相关正文的后面。现在我们常用的标点本《史记》，是中华书局根据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重新整理、分段、加标点而成的。

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史记》不仅被中国人民珍视，也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司马迁坚持不懈、发愤著书的精神，以及他留下的《史记》，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