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宋庆龄》、《周恩来》词条，《宋庆龄年谱长编》，相关历史档案文献

1976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气氛凝重，周恩来的追悼会正在庄严举行。

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悼词，整个会场肃穆异常。

83岁高龄的宋庆龄在两位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向会场。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她不顾身体虚弱和严寒天气，坚持从上海赶到北京，要亲自送这位革命战友最后一程。

隋氏姐妹从小被宋庆龄收养，多年来一直在她身边工作，也是周恩来看着长大的孩子们。

当天她们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宋庆龄，生怕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有什么闪失。

可就在这个最应该安静哀悼、表达敬意的庄重时刻，会场内却传出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宋庆龄努力克制着内心的不满，继续默默哀悼。可那些议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明显。

终于，这位一向以温和著称的老人再也忍无可忍，脸色铁青地愤然起身，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径直走出了追悼会现场。

回到上海后，宋庆龄立即表示要辞去所有职务，并在上海寓所闭门不出整整一年，震惊了整个中国政坛。

【一】黄埔相遇，半世纪友谊的起点

要理解宋庆龄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的愤怒反应，必须从她与周恩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说起。

这段友谊始于1924年，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1924年11月，广州黄埔军校内书声朗朗。这是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军事院校，专门培养革命军事人才。

30岁的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妻子和革命伙伴，受到时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诚挚邀请，专程来到黄埔军校为师生们进行革命主义教育演讲。

当宋庆龄走进演讲会场时，台下端坐着一位年轻的军官。

虽然只有26岁，但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成熟稳重的气质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立即引起了宋庆龄的注意。

这就是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周恩来，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革命家。

宋庆龄的演讲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

她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深刻见解，对三民主义的独特阐释，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让周恩来肃然起敬。

而周恩来在演讲结束后与宋庆龄的交流，也让宋庆龄深深感受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非凡气质。

多年后，宋庆龄回忆起这次历史性的相遇时深情地说，上世纪20年代中期，她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而周恩来对宋庆龄的评价同样充满敬意，他认为宋庆龄坚强、端庄、刚毅，是真正的革命战士。

这次黄埔军校的初次相遇，不仅让两人相互认识，更为他们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们都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都愿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奉献自己的一切。这种志同道合的革命情怀，成为维系他们友谊的最强纽带。

在孙中山生前的最后岁月里，宋庆龄经常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保持书信联系。

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宋庆龄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一切正确决定。

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性，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宋庆龄悲痛万分，同时也让她更加坚定了继续完成孙中山未竟事业的决心。

她要继续沿着孙中山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而在这条道路上，周恩来无疑是她最重要的同志和朋友。

那个时代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为自己的主张而奋斗。

宋庆龄和周恩来虽然分属不同的政治组织，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种共同的理想追求，让他们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始终相互支持，相互理解。

【二】患难与共，生死考验中的真情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

蒋介石逐渐暴露出自己的政治野心，开始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这种变化深深刺痛了宋庆龄的心，她坚决反对任何背叛孙中山遗志的行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这一天被称为四一二政变，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

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瞬间成为蒋介石重点追捕的目标，处境极其危险。

面对白色恐怖，宋庆龄没有退缩。她公开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蒋介石的背叛行为，坚决与蒋介石集团决裂。

7月14日，她发表了著名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明确表示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走上了歧途，她绝不能容忍这种背叛革命的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宋庆龄不仅在政治上支持共产党，在实际行动中更是多次帮助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脱离险境。

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影响力，为地下党提供掩护，保管重要的机密文件。

面对蒋介石集团的监视和威胁，宋庆龄毫不畏惧，始终坚持自己的革命信念。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宋庆龄被推选为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7人主席团成员。

起义当天，她和其他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发表宣言，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遗志，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这一时期，宋庆龄和周恩来虽然身处不同的地方，面临着不同的危险，但他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他们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保持联系，相互支持，共同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这种在生死考验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比任何金石之交都要珍贵。

8月下旬，形势进一步恶化，宋庆龄被迫离开中国，前往苏联。

临行前，她和陈友仁发表声明，再次强调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这个声明充分体现了宋庆龄对共产党和周恩来等人的坚定支持。

在苏联期间，宋庆龄并没有忘记国内的战友们。

她时刻关注着国内的革命形势，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周恩来等人的安危。

同时，她也积极参与国际反帝活动，与高尔基、罗曼·罗兰等国际知名人士一起发起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并被推选为名誉主席。

两年后，宋庆龄从苏联转赴德国柏林，继续她的革命活动。

无论身在何处，她的心始终牵挂着祖国，牵挂着那些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战友们。这种跨越国界的革命情怀，成为她与周恩来等人友谊的重要纽带。

1929年5月，宋庆龄结束了在欧洲的流亡生活，重新回到祖国。

此时的中国依然处在动荡之中，但她回国的决心却无比坚定。

她要继续为孙中山未竟的事业而奋斗，要与周恩来等真正的革命者一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抗战烽火，携手救亡的岁月

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在上海病逝，她不得不从欧洲赶回上海处理后事。

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东北三省沦陷，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回国后的宋庆龄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她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慰问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将士，并创办国民伤兵医院，救治受伤的抗日军民。

她的这些行动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崇高情怀。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出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个组织致力于保障人权，营救政治犯，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这个组织，宋庆龄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联系。

1936年5月，宋庆龄当选为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运动。

这一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希望访问陕北根据地，宋庆龄立即通过地下党组织联系周恩来，促成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访问。

斯诺在陕北的采访成果后来结集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世界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面对民族危机，宋庆龄坚决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月，她与何香凝等14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7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准备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前往谈判地点的途中，他专程绕道上海，看望了多年未见的老友宋庆龄。

这次会面对两人来说都意义重大，他们深入交流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都认为国共合作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的形势日趋危险。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宋庆龄被安全转移到香港。

即使身处相对安全的地方，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使命。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并出任主席，这个组织致力于联系国内外进步人士，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募集资金和物资。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宋庆龄与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

每当同盟募集到医疗物资或资金，都会通过各种渠道送往延安等抗日根据地。

在宋庆龄的精心组织下，保卫中国同盟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大量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救治了无数抗日将士。

这项国际援助工作一直持续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被迫停止活动。宋庆龄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撤离香港，转移到重庆继续她的抗战工作。

在重庆期间，宋庆龄与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经常见面，共同商讨抗战大业。

他们不仅是政治上的同志，更是生活中的挚友。邓颖超后来在回忆中多次提到，宋庆龄对周恩来夫妇的关怀和支持让他们深受感动。

抗战八年，宋庆龄和周恩来虽然承担着不同的工作，但他们的目标始终一致，就是要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

他们的友谊在抗战烽火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也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新中国建设者，友谊在和平年代延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从事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这个时期，她与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的联系更加密切。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选择发展道路的重大历史关头。宋庆龄坚决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希望各政治力量能够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可是蒋介石集团却选择了发动全面内战的道路，这让宋庆龄深感失望和愤慨。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这个组织聚集了一大批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内人士，他们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正义主张。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已经指日可待。

1949年6月，上海解放不久，中共中央特派邓颖超持伟人、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伟人和周恩来在信中诚挚地写道，全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前来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

这封信充满了对宋庆龄的尊重和信任，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重视。

看了这封信，宋庆龄深受感动。她立即同意北上，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8月28日，伟人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宋庆龄的到来，这个历史性的场面被永远定格在了中国现代史的光辉篇章中。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从此，她与周恩来等人一起，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主要负责妇女儿童工作和国际交流活动。

1950年4月，她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少儿综合性期刊《儿童时代》，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精神食粮。

1952年，她又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用英语等外语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为增进国际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中国建设的岁月里，宋庆龄与周恩来虽然工作分工不同，但友谊依然深厚。

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但他从未忘记对这位老朋友的关心和尊重。每当遇到重大活动或重要决策，他都会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和建议。

特殊时期开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极左思潮，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冲击。

宋庆龄作为统一战线的代表人物，也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提议制定一个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宋庆龄被列为第一位。

这个决定有效保护了宋庆龄的安全，让她能够继续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进入1970年代，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让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积劳成疾，可他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

宋庆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够注意休息。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一个让全中国人民都为之痛哭的时刻到了。

收音机里传出沉重的讣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听到这个噩耗，83岁的宋庆龄如同晴天霹雳，瘫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眼泪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出。

从1924年黄埔军校初识到1976年的最后告别，整整52年的深厚友谊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位比自己年轻5岁的老友竟然先她而去。

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尽管身边工作人员和医生都担心她83岁高龄的身体状况，宋庆龄还是坚持要从上海赶到北京，亲自送这位革命战友最后一程。

而当宋庆龄拖着病体踏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没有人会想到，几个小时后发生的事情将彻底改变这位老人的后半生...

【五】愤然离场，尊严不容践踏的抗议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当天下午，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庄严肃穆，气氛极其悲伤和庄重。

参加追悼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代表，以及周恩来的生前好友。

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他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格。

宋庆龄在隋氏姐妹的搀扶下，缓缓走向周恩来的灵柩。

隋氏姐妹从小被宋庆龄收养，多年来一直在她身边工作，也是周恩来看着长大的。

她们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宋庆龄，深知这位老人家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

看到周恩来静静地躺在灵柩中，宋庆龄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

她想起了1924年在黄埔军校的初次相遇，想起了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革命家，想起了这些年来两人为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建设并肩奋斗的点点滴滴。如今老友离去，怎能不让人痛彻心扉。

按理说，83岁的老人身体虚弱，在如此悲伤的场合需要人搀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宋庆龄一生为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享受这样的照顾完全是应该的，也是对她的尊重和关怀。

可是，就在这个最应该安静哀悼、表达敬意的庄重时刻，会场中却传出了一些极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议论宋庆龄出席追悼会还要专人搀扶，说什么架子大、摆派头之类的刺耳话语。

这些声音在肃穆的会场中显得格外刺耳。

起初，宋庆龄努力克制着自己，装作没有听见这些议论。

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周恩来的哀悼上，回忆着与这位老友共度的美好时光。

可是那些不和谐的议论声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明显，甚至有人开始讨论什么派别归属之类的敏感话题。

这彻底激怒了宋庆龄。她想起周恩来生前最痛恨的就是搞派性、搞分裂的行为，他为了党和国家的团结统一付出了巨大心血。

如今他刚刚去世，竟然有人在他的追悼会上重新挑起这种话题，这简直是对周恩来的亵渎，也是对她这个老革命家的侮辱。

宋庆龄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对逝者的不敬和对自己的羞辱。

她愤然起身，脸色铁青，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径直走出了追悼会现场。

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因为以宋庆龄的修养和地位，很少有事情能让她如此失态。

回到车上，宋庆龄仍然怒不可遏。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受到这样的侮辱，她绝对不能容忍。

她要立即返回上海，并且要辞去所有职务。这种愤怒不仅仅是对个人尊严受辱的反应，更是对周恩来遭受不敬的愤慨。

当天晚上，宋庆龄连夜返回上海。这次北京之行给她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她怎么也没想到，在如此庄严神圣的场合，竟然会遭遇这样的羞辱。

这不仅是对她个人的不敬，更是对整个时代风气的反映。

【六】杂志停刊，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

宋庆龄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的愤然离场，虽然直接原因是受到了不公正的议论和侮辱，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有另一件让她深感挫败的事情，那就是《中国妇女》杂志复刊工作的受阻。

《中国妇女》杂志有着光荣的历史。

1939年6月1日，这份杂志在延安窑洞中诞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本妇女期刊，也是抗日根据地影响最大的妇女刊物。

伟人曾为杂志创刊赋诗，高度赞扬妇女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杂志创刊后，汇聚了一大批杰出的作者和编辑。

伟人、朱德、张闻天等党和军队领导人，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妇女领袖，都曾为杂志撰写文章。

丁玲负责版式设计，江丰创作插画，魏巍担任特约通讯员，可谓群星璀璨。

1941年3月，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形势极其恶化，《中国妇女》杂志被迫暂时停刊。

这一停就是许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以《新中国妇女》的名称重新复刊。

宋庆龄一生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对《中国妇女》杂志有着深厚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后，她一直关注并指导杂志的编辑工作，希望通过这个重要平台推动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

杂志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宣传党的妇女政策、交流工作经验、推广先进典型的重要阵地。

可是在特殊时期，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妇女》杂志再次被迫停刊。

这让宋庆龄深感痛心，她认为在妇女解放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怎么能没有一份专门的妇女杂志呢？这不仅影响了妇女工作的开展，也是对妇女事业的不重视。

1976年初，在宋庆龄的积极呼吁和推动下，有关部门开始筹备《中国妇女》杂志的复刊工作。

这让宋庆龄非常高兴，她认为这是妇女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对特殊时期各种错误做法的纠正。她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亲自参与杂志的筹备工作。

可是，杂志复刊的过程并不顺利。试刊的第一期刚一出来，就遭到了一些人的横加干涉和无理指责。

这些人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对杂志的内容提出批评，要求进行大幅修改，甚至威胁要停止复刊工作。

面对这种无理的干涉，宋庆龄感到愤怒和失望。她不明白，一份正常的妇女杂志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强烈的阻挠。

这些人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要阻止杂志的复刊？难道妇女事业的发展也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吗？

经过一番争取和努力，《中国妇女》杂志复刊工作最终还是流产了。

这个结果让宋庆龄大受打击，她为妇女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到了80多岁的高龄却连办一份杂志都受到如此阻挠，这种挫败感可想而知。

宋庆龄开始怀疑，在这样的环境下，她还能为妇女事业做些什么呢？

她的努力和坚持还有意义吗？这种深深的挫败感和失望情绪，成为她内心积怨的重要来源。

当周恩来追悼会上再次遭受侮辱时，《中国妇女》杂志复刊受阻的挫败感与个人尊严受辱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彻底击垮了这位83岁老人的心理防线。

她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了，辞职成了她唯一的选择。

【七】上海静居，在沉思中等待转机

回到上海后，宋庆龄的愤怒并没有消减。

她立即着手准备辞职报告，决心要辞去所有职务，彻底退出政治舞台。

这个决定震惊了中央和各界人士，因为宋庆龄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象征意义。

宋庆龄在辞职报告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失望。

她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自己已经无法有效地履行职责，与其勉强维持，不如主动退出。她表示要回到上海安度晚年，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这份辞职报告在中央引起了很大震动。许多领导人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反思在处理与民主人士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

可是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要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1976年1月开始，宋庆龄真的在上海寓所闭门不出，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她谢绝了所有的公务活动，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接见任何客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整整一年，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在上海静居期间，宋庆龄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整理自己多年来的资料和文稿，二是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她虽然对现状失望，但对中国的前途仍然充满信心，相信这些暂时的困难终将过去。

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享年90岁。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的离世，让宋庆龄深感悲伤。

朱德不仅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她的老朋友，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就相互认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1976年9月9日，伟人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这个消息传到上海时，宋庆龄虽然身体虚弱，但还是决定要到北京参加伟人的追悼会，送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最后一程。

9月18日，伟人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于身体状况的原因，宋庆龄只能坐在轮椅上参加追悼会，成为全场唯一坐着的人。

这个特殊的安排体现了对她的特别关怀，也反映了她当时身体的虚弱状况。

接连失去三位重要的老朋友和战友，让宋庆龄的心情更加沉重。

她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思考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什么。这种深度的思考和反省，为她后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上海静居期间，宋庆龄还写下了《怀念周总理》这篇情真意切的文章。

在文章中，她详细回顾了与周恩来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历程，高度赞扬了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格。

这篇文章成为她对这位老朋友最好的纪念，也是对他们友谊的最好见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重要变化。

1976年10月，特殊时期结束，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些积极的变化让宋庆龄看到了希望，也为她重新出山创造了条件。

【八】重新出山，在改革春风中的最后奉献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工作，开始主持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

这个消息让宋庆龄深感振奋，因为她知道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够走出困境，重新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看到国家重新走向正轨，各项事业开始拨乱反正，宋庆龄的心情逐渐好转。

在中央的多次诚挚邀请下，她终于同意结束在上海的隐居生活，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这个决定不仅对她个人具有重要意义，对整个国家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1977年底，宋庆龄重新开始参加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

她的重新出现让许多人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正常，那些在特殊时期受到冲击的老同志开始重新受到应有的尊重。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

这些重大决策让宋庆龄深感振奋，她认为这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更让宋庆龄高兴的是，1978年7月，她心心念念的《中国妇女》杂志终于重新复刊了。

杂志复刊后，立即受到广大妇女的热烈欢迎，发行量迅速增长，再次成为推动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阵地。

看到杂志重新焕发生机，宋庆龄感到无比欣慰，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

重新投入工作后，宋庆龄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事业中。

她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积极参与国家的重要决策。

同时，她也更加关注国际交流工作，努力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发挥作用。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迈出了重要步伐。

宋庆龄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影响力，积极推动中外友好交流。

她接见了许多外国友好人士，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增进国际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0年代初，宋庆龄的身体状况开始明显衰退，但她的工作热情依然很高。

她继续关注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经常为相关工作题词和撰写文章。她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继续茁壮发展，成为少年儿童喜爱的精神食粮。

1981年5月15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宋庆龄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

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这是对她一生贡献的最高褒奖。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她的逝世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哀悼。中国政府为她举行了国葬，规格之高体现了对这位伟大女性的崇高敬意。

回顾宋庆龄的一生，从1924年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初次相遇，到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的最后告别，她与周恩来保持了长达52年的深厚友谊。

这种友谊经受住了各种风雨的考验，成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1976年周恩来追悼会上的那次风波，虽然给宋庆龄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创伤，但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她对友情的珍视和对原则的坚持。

她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了革命老战士的尊严，也为后人树立了宝贵的精神榜样。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应该更加珍惜那种纯真的革命友谊，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品格。

宋庆龄和周恩来的友谊，不仅是个人情感的体现，更是那个伟大时代精神风貌的重要标志。

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