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细致研读林彪亲笔所撰及口述的文字，我们发现其日常思维覆盖了广泛领域。这些思想不仅深入剖析了国家重大政策和方针，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层面，亦对哲学、历史以及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此外，他的思维不仅不拘泥于日常生活的琐屑细节，如服饰、饮食、汗液分泌、感冒等，更扩展至对众多人物与事件独到的见解。

林彪的一系列重要决策，皆源自他深思熟虑、独到的见解：从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理念，到强调政治指导方针的重要性；再到倡议取消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构想在京、津等平原地区建造人造山，强化部队在江河湖海及水网地带的军事训练，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达维持军队稳定的命令和加强战备、防范敌人突袭的紧急指示，无不彰显了他边走边思的灵感。每当他的思考趋于成熟，他便会立即口述成文，形成正式文件，予以下发并严格执行。

“纵使千年过去，言语仍回响在耳边。”林彪先生便是日复一日，凭借着“笔耕不辍”，为后世留下了众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千古文章”。

这几段摘录，生动勾勒出林彪日常所思所记的轮廓。

“忠诚之才”，此称谓乃林彪亲笔赐予，由其秘书细致记录于卡片之上。起初，秘书在书写“忠诚”二字时，误将“忠”字写成了“忠中”，林彪随即在其旁巧妙地添上了一“心”字。在林彪看来，张春桥不过是一个擅长辞藻、热衷于高谈阔论的寻常之徒。

“人类，作为浩瀚物质宇宙中最为宝贵的生命体，若对其价值予以轻视，无疑是犯下不可逆转的严重错误。当前，青（即江青）的所作所为，恰好暴露了这样的重大过失。”此语由林彪提出，并由林立果记录于《毛主席语录》之中，以此凸显林彪对江青的评价态度。

林彪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钻研成果显著，留下了众多宝贵的笔记。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他针对“物质的可分割性……数个原子往往凝聚成分子”的观点，于旁注中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对此问题未曾深入剖析，而列宁则给出了清晰明确的答复。列宁明确指出，电子亦具备可分割性。列宁秉持着坚定的‘一分为多’的哲学观点，与恩格斯相较，其论述显得更为深刻。列宁能够从众多元素中提炼出‘二’，而恩格斯则往往机械地将问题简化为‘二’。”

“在这三者的关系中，立场的重要性高达七成，观点占比约两成，方法则仅占一成。”

他进一步阐述道：“两点论，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工具，我们处理具体问题时，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只有通过深入分析现实状况，我们才能精准地捕捉事物的本质，进而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打下坚实的基础。”

“民生问题的方方面面，实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基石”。“全力推进发展”这一理念，不仅象征着民族精神、国家精神以及党的精神，更是劳动人民良知、责任与高尚品德的集中体现。党必须把经济发展视为己任。同时，善于聆听群众的声音，洞察他们的急切需求，这是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

在党内政治生活错综复杂的局面下，林彪始终保持着超脱的姿态，坚决置身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外。他在随手可得的一张纸上简要记下：“古策：一、君主位居臣子之上，臣子不得僭越其位；二、君主宜倡导和谐，臣子不得率先提出异议或挑起纷争；三、君主应亲自承担劳作之责，而臣子可在闲暇之余参与如巡视等活动。”

林彪性格沉静而内敛，对社交场合并不抱有太多的热情。他坚信，投身于繁复的社交场并不能铺就通往宏图伟业的道路（事实上，其弊端往往多于益处——唯有独立自主，方能成就非凡事业）。

“左、中、右——三派思想，应当秉持中庸之道，顺应自然之理，既不走向偏激，亦不拘泥于陈规。”“左倾思想虽能吸引少数激进之士，右倾思想则仅能吸引少数保守之徒，唯有中立之策，方可将左翼与中间派紧密联合，并拉近与右翼的距离。唯有此等政策，方能汇聚多数人的智慧与力量。”因此，我们应“吸取左翼思想的精髓，同时摒弃极端的左与右。虽持左翼立场，却以抵制极左与极右为准则”。

追求利益，崇尚胜利，却深知放虎归山之忌。在战局变幻莫测之际，当善于把握时机，随机应变，遇逆境则宜适时收手（不论战事规模之大小）。

叶群将林彪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留下的文字、闲谈时流露的言语以及口头叙述的内容统称为“散记”，并对此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她时常对这些内容进行细致的整理与补充。在她的办公室中，放置着一个名为“卡片柜”的木质储物柜，专门用来收纳各种卡片资料。柜内陈列着叶群精心整理的“散记”卡片。除此之外，办公室内还设有一个小型保险柜，其中珍藏着叶群的追记作品——《一〇一笔记》。这本笔记本详尽地记录了林彪与叶群交谈时的对话，均为叶群亲自回忆并整理而成。

在整理“散记”的进程中，叶群经常向秘书团队寻求协助。林彪亲笔撰写的文字，通常会被精心制作成卡片，并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一〇一”卡片专用柜内；而林彪与叶群之间的交谈，则被详实记录于《一〇一笔记》之中；此外，林彪亲笔所书的单张散纸，亦得以完好无缺地保存在“一〇一”手迹专用柜中。

叶群在工作中常感难以专注，她往往在整理资料的间隙中接听电话，通话时间往往逾越一个钟头。而“那就这样吧”这句结束语，似乎已成为她结束通话的固定语汇，频繁地重复出现。因此，整理所谓的“散记”往往需要她投入数小时的心力。

林彪的《散记》中，亦能一瞥他对领袖之职务的深刻沉思。据此观察，林彪的言论与他自己所标榜的“一语胜千言”的理念似乎并不完全相符。

研读秘书整理的《矛盾论》中有关矛盾的篇章后，林彪陷入沉思：“‘指’在此处所指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它时而指向全局，时而指向局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相互对立。我深感知此，它不仅象征着一种综合体系，还指向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并非简单的重复，因此显得难以捉摸。”

林彪曾言：“世间并无纯粹的过程，一切皆可进一步剖析，此理毛泽东尚未深刻领悟。”

他在一张随意散落的纸上笔迹略显凌乱地写下：“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在于联系，而非动、质、矛盾。斯大林与毛泽东未曾如此深刻地领悟，他们误以为矛盾才是根本的法则。”

毛泽东曾言：“人的正确思想，源自社会实践。”林彪则提出，需补充“感觉、概念、实验”等要素。林彪在其著作中阐述，形成正确的认知，不仅关乎实践，亦与“感觉、思维”紧密相连，“单纯依赖实践，亦难以获得（真正）的认知。”

显而易见，林彪对其部分理论观点存有保留之态。

第一策是“拥”。

在林彪的著作《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中，他如此表述：“唯有矢志不渝，始终如一，不犯过失，方能获得‘拥××’这一殊荣。”他进而强调，“模仿斯大林对列宁、恩格斯对马克思、蒋介石对孙中山的崇敬行为”，这种做法体现为“一种刻意为之、有意识、主动积极，甚至充满热情的拥护姿态”。

他总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每一项新提议迅速作出回应，这一切皆源于他对对方回复的急切期盼。

由此可见，林彪之所以力主“高举”与“紧跟”，实则背后蕴含着更为深刻的缘由。

第二策是“顺”。

“……唯有彻底消除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念头，方能为避免错误提供唯一途径。唯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远离纷争，坚定不移地遵从命令行事。”“在我担任职责之际——胜利便是我的唯一追求（对下属负责，对事务负责）。至于他人掌握权柄时——我自当无条件服从。”“不与首要任务发生争执，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紧密跟随其后。”

林彪曾言：“我虽不认同其所涉及的事件，却对他其人深表认同。”

第三策是“默”。

在政治环境稳定之时，我们应当勇于发声；然而，面对政局的动荡，保持沉默往往是更为恰当的选择。“一辆车应由一位驾驶员掌控。若你的观点未能得到认同，那么在对方发言结束后，再寻求合作将更为适宜。”“当你建议向东，而对方却倾向于西方，那么先倾听他们的观点是必要的，以便发现双方可能的共识。”“不必急躁，暂缓作出回应亦无妨，短暂的延期并不会造成大问题，待充分讨论后再给出你的答案。中宣部在国庆口号制定上的失误，我们不应重蹈覆辙。”

林彪谨小慎微。

......

林彪隐匿于深宅之中，鲜少出席各类集会，亦不涉猎报章，不收听广播，与民众的交流极为稀少，与宾客的交往亦极为罕见。他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依赖于每日上下午，由秘书向他呈报两份文件，每份文件的汇报时长均不超过半小时。其余时间，他或是聆听叶群的“述说”，或是听子女们谈论一些家常琐事。显而易见，这样的信息渠道难以全面覆盖各个层面。即便每日两次的文件汇报，他也难以持续保持热情，常常是三天充满活力，两天又陷入懒散。

秘书们日复一日，忠诚履职，准时对收到的文件、电报、信函等资料进行初步筛选与归类，随后将这些资料分发至相应的秘书，以便他们向林彪进行汇报。秘书们并非对每一份文件都进行详尽阐述，也不是对每一件事都逐一上报，而是需要精心筛选，综合分析，归纳总结，力求用最简练的语言、在最短的时间内，向林彪汇报国内外最为关键的事件。鉴于半小时汇报时间的宝贵，许多情况下，秘书们只能选择那些需要林彪明确表态的中央内部传阅文件进行汇报。林彪一旦汗流浃背，便无法继续汇报，无论文件上是否标注有“急件”或“特急件”的标记，他们都必须耐心等待。秘书们常常在上午期盼着下午，下午又期盼着次日，次日又有新的文件、新的情况涌至，导致手头上的“待讲件”越积越多。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日复一日地对那些可讲可不讲、可多讲可少讲的文件进行层层压缩，力求做到精益求精。每当内勤传来“首长要听文件”的通知，他们便会迅速拿起文件夹，一路小跑前往林彪处。

在林彪秘书审阅的文件堆中，每一份都标记了一个醒目的“√”。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经过标注的文件，与秘书接收到的文件总量相较，显得尤为稀少。

在向林彪同志转达文件时，秘书需展现其出色的分析与综合能力。他们需从错综复杂、零散的信息中，敏锐地洞察趋势，牢牢把握方向，提炼出关键要素，并以简洁明了的语言，对重要且复杂的议题进行详尽的汇报。秘书们既不能生硬地照本宣科，亦不能脱离文本随意发挥，更需确保发音准确，举止得体。赵根生秘书因常皱眉而多次受到叶群同志的指正。

林彪向其秘书下达了关于如何解读文件的具体指示。他强调道：“为了避免精力分散，在阐述文件时，你们应集中精力把握其方向性和政治性核心。在向我汇报时，也应以此为核心，注重对大政方针和原则性观点的阐释。应尽量减少对数字和比例的描述，因为这些数据频繁变动，难以记忆，而方向性内容则具有更长的指导意义。对于过于专业和深奥的论述，可以适当进行精简。”

无需过度忧虑，纵使苍穹倾覆，我与首长亦将携手共担重任。随着时间的推移，秘书们的急躁情绪逐渐平复，他们在忙碌之余，甚至能够抽得片刻闲暇，或是悠然对弈、挥拍乒乓，亦或是轻松交谈数语。

“文件，如同沉寂的巨峰，孤立于遥远的天际，鲜有人问津。然而，人类心灵，却是源源不断的灵感之井，我们从其中汲取智慧，闲谈之间，常能点燃思维的火花，甚至引发一场思想的变革”；“文件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层的意图，表面光鲜亮丽，却难以窥见其核心与真谛”，因此他倡导：“不应沉迷于演讲、文件与作文的海洋，而应更积极地投身于交流之中，以期达到直击要害、一针见血的效果。”

“切勿从右侧向首长耳边吹拂微风”，致使林彪错失了了解诸多事务的宝贵机会。

叶群为何提醒秘书不宜从“右侧”向林彪耳边吹风？这一提醒源于文革早期毛泽东的一个指示。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林彪对文革确实关心了一阵子。有一次，他把一份反映西安、太原等地群众游行中极少数人呼喊反革命口号，把毛像撕碎踩在脚下的《快报》送给毛。林彪写道：“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想以此引起毛对局势的重视，不料毛批示道：

林彪同志的事迹，堪称盛事一桩。同志们，我们需做好承受数千人牺牲的觉悟，以此换来右翼阵营数十万人的坚定支持。

同一时期，周也向毛呈文反映，文革以来许多地方党政班子遭冲击，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毛看后也批道：“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那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此外，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呈交的文件所作的批注，亦在中央内部广泛传阅。

“大好事”、“如丧考妣”等批语，引起林彪、叶群的重视。叶群从此以“不能干扰主席的决心和部署”为由给秘书立下规矩：少给林彪讲文革阴暗面的东西，更不能把反映阴暗面的文件推荐给毛。从那以后，林彪就不再给毛报送反映文革负面消息的文件了。

那些年，中央专案林立，各专案组时常向中央报告一些审查对象的情况，如彭、贺、刘等在监管中的情况和诉求；邓在江西给毛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等，叶群都不准向林彪报告。她说：“这些事情有人操心，你们告诉我知道就行了。”致使林彪不能及时了解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的真实情况。

叶群女性不幸。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林彪全身心投入到军事斗争中，其指挥艺术之高超、专注态度之坚定，以及对叶群的疏远之情，均跃然于文字之间。1938年的那次受伤，虽侥幸逃脱死神之手，却留下了终身的痛苦，忧虑如影随形。他未曾寻求医疗救治，加之性格内向，不擅交际，与性格开朗、不甘于平淡生活的叶群形成了鲜明对比。据其秘书回忆，自1964年底开始，林彪与叶群便开始了分居生活。林彪住在楼下，而叶群则居于楼上，那时林彪已年过五十七岁，叶群年仅四十四。随后，他们迁至苏州南园，林彪居于南侧，叶群居于北侧，后来叶群更是独自搬到了另一栋楼房。在北京毛家湾，他们的卧室分别位于工字房的东西两端，相隔数十米，中间隔着数间房间。

林彪与叶群各有其独特的作息模式。林彪习惯于每日黎明破晓时便起身，于晚上九时左右安寝，无论春夏秋冬，他均能坚守这一作息定律，坚决拒绝熬夜，一旦进入梦乡，便不愿被打扰。相较之下，叶群更偏爱夜晚的宁静，通常需至上午十点过后方才醒来，而她的就寝时间往往在凌晨两点之前。若遇有会议，她甚至会在凌晨四五点钟方才结束休憩，直至中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才缓缓睁开双眼。在卧床休息之际，她还会请王淑媛为她按摩头部，与之闲聊，有时在交谈中，王淑媛不自觉地头靠向叶群的额头，渐入梦乡。

“你享受，我不关心。”

林彪一家四口各享分餐，各自拥有专属的食谱、餐桌与用餐时刻。林立衡与林立果时常手捧饭碗，与林彪边用餐边交谈。对林彪，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称呼他为“爸爸”时语气中透露着柔和。然而，面对叶群，他们的亲近感显然不及对林彪。他们像对待普通工作人员那样，仅以“主任”或“叶主任”来称呼叶群，从不用“妈妈”这一称呼。私下里，林立果有时甚至会用“叶胖子”或“他妈的，叶老胖”等带有亲昵或玩笑意味的称呼来提及叶群。

林彪向来不偏爱于山水之间徜徉，亦不倾心于在喧嚣的市井中流连。相较之下，叶群则生性活泼，对游玩情有独钟。每至一地，伴随林彪同行时，她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外出漫步，渴望一睹当地的风光，无论是名胜古迹还是熙熙攘攘的商场，都让她心驰神往。上海、苏州、杭州的诸多名胜，早已留下了她的足迹。1965年4月，她在无锡停留了短短一周，却并未虚度时光，游览了梅园、蠡园、鼋头渚等地。每次游玩归来，她都会向林彪详细叙述所见所闻，分享那些轻松愉快的片段。林彪对此并不介意，反而乐于倾听叶群的这些闲聊。

即便最不利的情形亦不至于过分，无需过度焦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庐山会议落幕之际，林彪对叶群给予了再度激励，其话语间流露出“归根结底，事态不会太过严峻”的信心，这些言辞充分揭示了林彪对叶群那错综复杂的情感与态度。

......

会议落幕之际，林彪并未即刻启程返回京城，而是决定先赴北戴河稍作逗留。直至九月下旬，他才缓缓踏上归途，重返首都，准备参与国庆的庆典活动。

在1970年国庆的欢庆时刻，报纸、电台、电视的报道依旧洋溢着喜悦与和谐的气氛，仿佛庐山发生的变故不过是梦中的泡影，未曾真实上演。留守北京的毛家湾工作人员对此事毫无察觉，而叶群似乎有意无意地掩盖了真相。数日来，她与秘书们逐一交谈，不经意间透露出庐山会议的片段：“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遭遇了一些波折，他负责的某份材料引发了争议，主席对他提出了批评，我和首长也对他进行了指正。陈伯达身为文人，喜好写作，偶尔犯错，本是常事，不足为奇，并非什么重大事件。若你们日后听闻有关消息，切勿惊慌失措，只需专心工作即可。若收到与陈伯达有关的文件，切勿擅自扣留，应立即转交给秘书，由他们转达给首长。”这段谈话不久后，陈伯达赠予叶群的“继往开来”条幅便如同人间蒸发，神秘地从叶群的办公室东墙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10月中旬起，中南海发出的毛写了批语的文件便一份接着一份送达“林、周、康”。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也开始向全国下发。虽然毛的批语只批陈伯达，但林彪心里清楚，毛泽东也是批他的。

那一年盛夏，叶群因“假冒党员”的指控声名狼藉，这消息令她在林彪面前失声痛哭。在庐山会议之后，面对被迫进行的自我批评，林彪再次向她传达了“无需过分忧虑，一切尚在掌控”的类似宽慰之词。这一举动显示出，直至1971年的岁末，林彪的心态依旧保持着超然的平和，甚至可以说是镇定自若。在他看来，自己并未犯下足以引发严重后果的罪行。于是，他劝诫叶群保持冷静，切勿让忧虑过度，以至于夜不能寐。

“显而易见，这分明是针对你的。”秘书离去后，林彪对叶群大声斥责道：“你在此处打扰了我！立刻离去，我要休息！”当时秘书误以为叶群在林彪面前挑起了纷争，这才激起了林彪的不满。直到很久之后，秘书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林彪确实显得十分焦躁。

“黄、吴、李、邱等几位领导曾与毛主席并肩共事，他们在陈伯达的误导下犯下错误，本质上却都是心地善良之人。毛主席对他们进行批评，实则体现了对他的信任与关爱。他们的错误性质与陈伯达有别，因此不宜让秘书们了解几位领导检讨的情况。今后，所有此类绝密文件与电报应直接呈交与我，我将向首长汇报。遵照叶群的指示，接下来的数日，此类绝密文件和电报均直接交由叶群处理。然而，当这些文件和电报返回林彪办公室秘书手中时，已无法发现任何向林彪报告或批示的迹象。”

在审视的过程中，林办秘书不禁回想起一段往事，并提及了电话中的一幕。叶群语气沉重，向旁人倾诉道：“林彪同志最近健康状况令人担忧，面色苍白，每晚需服用两次安眠药，体重更是降至八十多斤……唉，历史总是给人以启示……真是始料未及……”

“主席已经踏上征途，副帅也应立即启程。今夜的聚会，若您缺席，的确显得不甚适宜。”然而，林彪对此似乎并未察觉。目睹这一幕，叶群跪倒在林彪的面前，带着哀戚之情恳切地请求：“恳请您务必出席。若您不赴此约，我们全家都将......”林彪却轻描淡写地回答：“不至于这么严重。”即便如此，他还是缓缓站起身，接过内勤人员递来的大衣，迈步走出房门，乘车离去。

按照往常，林彪总是要比毛提前几分钟到场的，这一次，他迟到了。按照往常，林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送毛离去后才会返回，这一天，他早退了。秘书们看到林彪的车开出去不过半小时就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感到惊讶。据跟随林彪上了天安门的内勤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就起身去了休息室。稍许，林彪也起身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秘书叫到跟前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数日之后，林彪向其秘书口授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件，信中提出针对当前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所负责的大军区的正副首长，应遵循“四不与一需”的原则。具体而言，即“不予逮捕、不予关押、不予执行死刑、不予撤职”；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必须严格遵守主席亲自发布的灵活指导方针。

林彪表示，他产生这些观念的源头，源自于深入研读“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相关文献。在这些文献中，不少同志对安全问题流露出了深切忧虑。

林彪指出，历经五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批陈整风”运动的历练，中央及其所属局级领导干部的可靠性已基本得到巩固和确立。

林彪郑重强调，务必将此规定传达至卫戍区每一名士兵，并严格遵照执行。每隔数月，便需开展一次复查，以确保该措施得以连贯实施，延续整整十年。在此前提下，林彪进一步提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地域。

在林彪口述这封信件之际，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悔过之书也已传递至最基层。一时间，军队中众多干部的情绪波动起伏，忧虑之情弥漫开来。这封信无疑深刻地展现了林彪对军队内部众多高级将领的政治前途以及个人安危的深切关切。

或许林彪认为，其设想与当下的局势并不相容，难以付诸实施，亦或是由于其他诸多因素，这封密信终究未能通过保密途径送达中央。

1971年7月16日，林彪重返北戴河，自此踏上一条无法回头的漫漫长路。

注释

于庄严肃穆的沙场之上，我无畏无惧。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从不为琐碎之事所困扰。那些自诩常胜的将领，往往因小股游击队的袭扰而心神不宁，甚至不幸受骗。此等举动非明智之举。关键在于锁定主要目标，对于那些微不足道的挑衅、刺激和侮辱，我选择视而不见。我专注于核心问题，以严谨的态度应对。我掌握分寸，既确保胜利，又保持节制。即便胜利在即，我也愿意给予敌人一线生机，让他们得以维持生计，不愿将他们逼入绝境。

——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