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塘之变”，堪称新四军史上一桩知名的事件。1943年十月，饶漱石借整风运动之机，对陈毅进行排挤和打压，终致陈毅同志被调离新四军。即便陈毅同志离世，此事件的定论依旧未变，成为陈老总心中难以抚平的痛楚。

1941年，正当“皖南事变”爆发前夕，饶漱石担任东南局副书记及新四军分会委员一职。然而，受项英影响，他未能置身于权力核心之中，反遭排斥。

皖南事变爆发之际，饶漱石于1月16日不幸被捕，却迅速脱险，并迅速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联系。1941年3月8日，饶漱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自己与叶挺成功突围的经过以及个人脱险的全过程：“在16日的深夜，我派遣卫士下山成功收买了一名连长，17日清晨，我通过其代为获取的便衣通行证，历经重重阻碍，终于摆脱了险境。”

1955年，在公安机关的专项调查中，成功找到了这位名叫叶正顺的连长，从而梳理了饶漱石被捕后的详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饶漱石在遭捕之后，并未发生叛变或泄露同志机密的行为。

然而，鉴于其长时间的“失联”史，饶漱石重返部队后便遭遇了严格的审查。当时，中央审干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陈云、康生等人对他都曾产生过疑虑，但最终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担保下，决定不再追责。

彼时，陈毅亦曾对饶漱石持有疑虑之词，饶漱石遂将此事一一记录在案。此行为日后成为二人矛盾激化的导火索之一。

1942年9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批准了刘少奇返回延安休养的请求。在此期间，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治委员一职。正是这一人事调整，让饶漱石与陈毅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微妙，并最终引发了那场在历史上颇具争议的“黄花塘事件”。

1943年1月，面对日伪军对盐阜区的密集“扫荡”，新四军军部果断作出决策，从苏北阜宁停翅港的根据地撤出，转战至安徽与江苏交界的黄花塘一隅，由此引发了著名的“黄花塘事件”。

1943年6月，中央下达指示，要求新四军军部对师长级别的干部及以上开展整风运动。在这一时期，饶漱石与陈毅负责分工合作，饶漱石负责整风工作的主导，他亲自前往谭震林、罗炳辉的第二师进行蹲点指导，而陈毅则全面主持军部的工作。

在告别之际，饶漱石透露自己身负十余个职位，事务繁杂，难以一一兼顾。他请求军部向中央建议，让其他同志分担部分职责。面对陈毅的询问，饶漱石回答称，除了华中局书记与政委之外的其他职位，均可由军部自行安排。

自饶漱石前往二师蹲点，陈毅便与赖传珠、曾山、张云逸等人商讨此事。在讨论中，众人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免去饶漱石兼任的政治部主任职务。随后，陈毅亲自执笔，起草了一份电文，以向上级中央汇报相关情况。

得知二师的情况后，陈毅的电报已迅速发出。饶漱石勃然大怒，立即向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发送了紧急电报。得益于他拥有专属的电台和密码本，中央对此事即刻有所了解。饶漱石指控陈毅企图夺取领导权，并向中央请示对陈毅进行整风。中央迅速回电表示同意。

自此，饶漱石几乎日以继夜地与华中局及军部各领域的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这一举动导致部分负责人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指示来清算陈毅的，从而心生疑虑。正如陈毅自己所述，当时他的办公地变得冷清异常，乃至“无人敢至”。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饶漱石终于与陈毅直面交锋，两人连续数晚激烈辩论直至深夜，乃至黎明，以至于邻近的秘书都难以入眠。

10月16日的午后，军分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陈毅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随后，与会者纷纷提出各自的意见。然而，这实际上是一场由饶漱石暗中策划、旨在对陈毅进行批判的斗争会议。

饶漱石公开点名批判陈毅，列出十大罪状，头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会上除了粟裕、黄克诚以外，各师首长都表态支持饶漱石代表中央的发言。粟裕、黄克诚的提法是在完全弄清真相以前不要向下扩散。

随后，饶漱石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详细报告，其中列举了陈毅的“十大罪状”，并迫切要求中央“迅速挑选出既具备卓越军事才能又兼备高尚政治品质的干部，以协助我们”。

接到饶漱石的电报后，中央考虑到不宜进一步激化矛盾。于是，延安方面决定着手对陈毅进行说服，期望他能够从全局出发，重视与同志们的团结。此外，党中央亦遵循陈毅的意愿，安排他前往延安深造，并参加“中共七大”。

“西行之路漫漫，沿途风物细加瞻仰。霜露之重未知，或许悔我行装单薄。”

陈毅抵达延安之际，正值1944年春日，他寻得机会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交谈。本欲对某些事宜向毛泽东进行解释，然而毛泽东并未倾听他的阐述，反而明确表示：“关于你与小饶（即饶漱石）之事，我认为最好不提，一句也无需提及。此案中，华中方面曾有一封电报呈报中央。若你想查阅，我可以让你看，但我认为暂时不宜查阅为宜。”

毛泽东此后亦对陈毅叮嘱，愿其“在一切事务中保持耐心，时常反思己身之不足，努力克服所不及之处，着眼于整体大局。只要不违背根本原则，不妨多宽恕他人。忍耐最为艰难，然而作为一名政治家，此项能力不可或缺，需加以磨炼”。

1945年，中央就此事件作出最终裁决，指出陈、饶同志之间的矛盾积怨已久，不宜再提往事，且非路线问题，建议予以调停。同时，鉴于陈在内外战事中的贡献，可予适当解释（参见中共中央致新四军军部、军分会、华中局的1945年3月13日电文）。至此，曾经引发广泛关注的“黄花塘事件”得以暂时平息。

至1953年岁末，高饶事件相继爆发，毛主席心中感慨良多，对陈毅深情地说道：“你确实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刘少奇亦连声表示，自己过去对人的判断失误，误信了饶漱石。

然而，有必要指出，自1954年“高饶事件”爆发以来，对于黄花塘事件，组织层面并未进行触及，故而该事件的最终定论未有所变动。

“高饶事件，实乃饶漱石趁毛主席与党中央的信任，对刘少奇同志行骗，有预谋地对陈毅同志进行打压，堪称新四军历史上的冤假错案。”

1999年，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央军委着手对军史进行重新编纂，“黄花塘事件”这才被正式定性为饶漱石为谋取权力所策划的阴谋。然而，这一事件的发生距今，已过去了陈毅元帅逝世27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