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恩师写信求职，毛主席只批了6个字，众人不解，27年后才懂

1950年的秋天，北京中南海的收发室里，一封信被单独拣了出来。这信有点分量，足足八页纸，用的是那种老式的竖排信笺，毛笔小楷写得密密麻麻，力道十足。

写信的人叫刘策成，一个住在长沙的六十多岁老先生。信里头没半句诉苦，也没提什么功劳，就是用一种很平静的语调，絮絮叨叨地讲了些陈年旧事，最后落了一句：“愿为新中国出一份薄力。”

信件很快就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他看得很仔细，八页纸，一字不落地看完了。看完后，他没说什么大话，只是提笔在旁边批了六个字：“让他去找程潜。”

底下办事的人拿到批示，心里头直犯嘀咕。那年月，主席几乎从不亲自给人安排工作，更别提这种主动写信上门的旧文人了。这“让他去找程潜”，听着怎么有点像打发人呢？

可这事儿，还真就不是打发。里头的门道，得把时间往回倒个几十年，才能看得真切。

刘策成，湖南人，正儿八经的书香门第出身。他当过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那是什么时候？上世纪一零年代，袁世凯闹着要当皇帝，各地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乱成一锅粥。他明面上是个教书的，背地里却跟革命党人走得很近，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买卖。

他的学生里，有个不怎么爱说话的年轻人，身形瘦长，可每回上课，腰杆都挺得跟枪杆子似的。这学生，叫毛润之。

有一次，夜里偷运军火出了岔子。队伍里有人被抓，有人失踪，刘策成自己也是九死一生才脱了身。他以为躲过去了，没成想三天后，几个便衣就直接闯进了他的校长办公室，罪名扣得死死的：“勾结乱党，图谋不轨。”

那是1915年，他被关进了长沙南边的大牢。那地方，阴森森的，常年不见光，墙壁上都长着绿毛。他没别的法子记日子，就在墙上用铁钉划道道，划到第一百零一天，那根钉子“啪”地一声断了。他也没吭声，默默把断钉揣进了兜里。

牢里的日子不好过，但他这人有点意思。他居然在牢里办起了“识字班”，教那些看守的狱卒读书，给他们讲《论语》，讲《孟子》。有个姓王的小狱卒，跟着他学了五年，出狱时已经能写一手相当漂亮的小楷了。小王后来跟人说：“刘先生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等他从大牢里出来，已经快五十岁了。物是人非，他还是回到了长沙，重新拿起教鞭。开学第一课，他清了清嗓子，对着底下满堂的学生说：“今天，我们聊聊秦国为啥能吞并六国。”

底下顿时一阵哄笑。台下那些年轻人，看着台上这个穿着粗布长衫、脚踩补丁布鞋、头发花白的老头儿，觉得他跟个乡下种地的没什么两样。

可他一开口，整个教室就慢慢静了下来。他讲历史，不像是在背书，倒像是在讲自己亲眼见过的事儿。那些刀光剑影，那些合纵连横，从他嘴里出来，全活了。教室的角落里，毛润之听得格外入神，下课后还追上去问了好几个问题。刘策成看着眼前的年轻人，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啊，是块好料子。”

后来，毛润之去了北京，又辗转上海。再后来，他在安源搞工人运动，闹得天翻地覆。那是1922年，刘策成已经托关系进了湖南警察厅做事。一份抓捕名单递到他手上，上头清清楚楚地写着：“毛泽东，匪首之一，已查明其在长沙清水塘的活动据点。”

那天夜里，长沙城里风声鹤唳。刘策成没动声色，只是悄悄找了个最信得过的人，送了一张去往上海的火车票到清水塘。第二天一早，他亲自带着一队警察，大张旗鼓地冲进那个小院，嘴里高喊着：“给我仔细搜！一个苍蝇都不能放过！”结果自然是人去楼空。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拉开抽屉，把那张没用上的车票存根放了进去，然后上了锁。

到了1927年，国民党搞“清党”，风暴席卷全国。刘策成因为公开表示反对，被直接撤了职。那天，他抱着一个装满书的纸箱子，站在政府大楼的走廊上，外面下着瓢泼大雨。他没带伞，就那么淋着雨，一步一步走回了家。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碰过官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老婆没少埋怨他，说他那点文人清高换不来半斤米。他也不争辩，只是每天埋头读书，写字。他花了好几年功夫，用手抄的方式，完成了一部几十万字的《庄子集解》。他说，这本书是“写给后世看的”。

一晃眼，就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毛泽东的大幅照片，戴着老花镜，凑得很近，看了好半天，才轻轻地自言自语了一句：“到底是他。”

第二年，他鼓起勇气，写了那封长信寄往北京。信里没有邀功，更没有讨要，只是一个读书人，实实在在地把自己这几十年的坎坷和思考，都写了出来。

这封信的后续，就回到了开头。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下个命令，而是让他去找程潜？这其实是极高明的一招，也是一份深深的体恤。程潜当时是湖南省的军政一把手，是和平起义的功臣，也是湖南本地人。让刘策成去找程潜，一来是地方上的事由地方大员处理，名正言顺；二来，程潜也是旧时代过来的名人，对刘策成这样的读书人，自然会以礼相待，安排得妥妥帖帖，免去了刘老先生人生地不熟、看人脸色的尴尬。这比中央一纸冷冰冰的调令，要温暖得多。

果然，刘策成拿着信找到程潜后，很快就被安排进了新成立的中央文史研究馆，担任馆员。这个文史馆可不简单，是专门为那些学问深厚、德高望重，但又不适合在政府担任具体行政职务的老先生们设立的，给他们一个体面的身份和安稳的生活，让他们能继续做学问。说白了，就是国家养起来的“国宝”。

刘策成到了北京，住进了东交民巷的一家老旅馆。没过几天，政务院的人就找上门，客客气气地通知了他的新任命。那天，他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衫，手里提着一个蓝布包袱。他把包袱打开，里面是他那部手抄的《庄子集解》稿子。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来人说：“这个……能不能麻烦转交给主席看看？”

两年后，这本书正式出版，封面上的“庄子集解”四个大字，笔力雄健，落款是“毛泽东”。用的是当时最好的纸张，印得极为精美。

稿费下来，刘策成一分没留，全换成了崭新的《新华字典》，一本本题上字，送给了身边晚辈和当年教过的学生。

又是一个春天，文史馆小院里的海棠花开得正好。刘策成正铺开宣纸，准备写点什么。院门口传来一个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乡音：“先生这笔字，还是当年板仓学堂的味道啊。”

他握着笔的手猛地一抖，一滴浓墨掉在纸上，迅速晕开成一团。他缓缓转过身，看着站在门口、身形高大的那个人，一时间愣住了，嘴唇动了动，许久才吐出两个字：

“润之。”

从那一刻起，他们之间几十年的风雨、身份的变迁、命运的交错，仿佛都融化在了那一声轻轻的“先生”里。这不仅仅是报恩，更是一种跨越了时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样的情谊，比黄金还要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