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全球资本市场同时见证了两起看似独立却紧密关联的事件：中国连续四个月减持美国国债至7307亿美元，创下2009年以来新低；几乎同一时间，“股神”巴菲特清仓了持有17年的比亚迪股票。

这两起操作分别涉及国家外汇储备战略和顶级资本个体的投资决策，但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逻辑，中美经济博弈的焦点正从贸易领域转向金融层面，资本开始为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提前布局。

美国财政部2025年7月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中国当月减持美债257亿美元，年内累计减持规模达537亿美元（约3820亿元人民币），持仓量降至7307亿美元，创16年来最低水平。

这一趋势并非突发行为，而是长期战略的延续：自2022年4月持仓跌破1万亿美元后，中国连续三年减持美债，2022年至2024年分别减持1732亿、508亿和573亿美元。

减持节奏透露出谨慎的战术考量。 2025年1月至7月，中国美债持仓呈现“增减持交替”的特点：1月增持18亿美元，2月增持235亿美元，但3月至5月连续减持189亿、82亿和9亿美元，6月小幅增持1亿美元后，7月再度大幅减持257亿美元。 这种波动性操作既避免对市场造成剧烈冲击，也通过分散减持时点优化资产价格。

背后的动因直接关联美国经济政策的风险累积。 一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攀升至37万亿美元，年利息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而特朗普推出的“大美丽法案”预计在未来十年将额外增加2万亿美元负债。

另一方面，美国在俄乌冲突后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行为，引发各国对美元资产安全性的担忧。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指出，关税政策与财政赤字削弱了美债吸引力，尤其是长期债券被持续抛售。

与减持美债同步，中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 截至2025年8月末，中国已连续10个月增持黄金，上半年增持量约105吨。 黄金作为非主权信用资产，能有效对冲美元单一货币风险，这一调整符合外汇储备多元化的战略目标。

巴菲特对比亚迪的清仓决策始于2022年8月，历时近三年逐步完成。 2008年，他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认购比亚迪2.25亿股，总投资18亿港元。 截至清仓时，这笔投资回报率超3800%，获利约700亿港元。 尽管收益惊人，巴菲特的退出仍被视为对行业前景的重新评估。

清仓动作与产业周期转折点高度吻合。 2025年全球电动车渗透率接近30%，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入平稳竞争阶段，平均利润率从2020年的15%降至5%。

外部环境同时恶化：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对中国电池组件限制逐年加码（2023年要求北美制造占比50%，2024年升至60%，2025年达70%），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也加剧市场不确定性。

伯克希尔旗下能源运输业务在2024年关税加码周期中运营利润下降14%，保险承保利润暴跌50%，这进一步推动巴菲特削减与中美摩擦关联度高的资产。

投资组合的转向同样说明问题。巴菲特清仓比亚迪后，增持了西方石油公司和日本商社等传统领域资产。 这种调整与其一贯的“价值投资”逻辑一致：在行业估值高位兑现收益，并将资金配置至政策风险更低、现金流更稳定的领域。

中国减持美债和巴菲特清仓比亚迪，表面是不同主体的独立决策，但底层逻辑均围绕“风险控制”展开。 两国经济博弈的升级，使得资本流动从全球化配置转向区域化避险。

对国家而言，美债减持是应对美元武器化的防御性策略。 美国通过SWIFT系统制裁他国、冻结资产等行为，让美元从“安全资产”变为“政治工具”。

中国通过增持黄金、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范围（目前已达109个国家）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 2024年，中国外贸中人民币结算占比升至45%，较2020年提高17个百分点。

对资本而言，巴菲特的动作代表长线投资者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定价。 他曾在2024年公开批评关税政策是“重大错误”，认为贸易武器化将扰乱全球市场。

清仓比亚迪并非否定企业价值（比亚迪基本面的技术优势和产业链完整性依然稳固），而是规避政策不确定性的战术撤退。 类似逻辑也体现在其早年减持台积电的操作中。

短期市场波动随即显现。 比亚迪股价在清仓消息公布后承压，外资跟风减持新能源板块；美债市场则因中国持续减持面临流动性压力，部分美国经济学家担忧此举可能推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

但中长期看，比亚迪的产业链自主性（涵盖电池、电机、电控全链条）缓冲了资本流出的冲击，而美债因日本、英国等增持行为暂未出现剧烈波动。

历史经验表明，类似“双减持”现象曾出现在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期间，日本企业大幅缩减对美投资；2018年中美摩擦升级时，中国亦加速减持美债。 当前行动的特别之处在于规模与协同性：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几乎同步调整，反映风险共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