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之子朱迈先

镇反运动冤案一例：

朱自清之子 朱迈先

冯亦同

朱迈先，身为现代著名文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朱自清先生的长子。1951年11月，正值33岁风华正茂之际，他因“匪特”罪名，在湖南新宁县法庭被判处死刑，并随即执行。直至1984年，该法院在复查后承认了错判，为朱迈先恢复了名誉。多年来，朱迈先的妻子傅丽卿不懈奔走，终于迎来了申诉的结果。

投身抗日救国

1929年11月26日，我国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先生的结发妻子武仲谦女士在扬州不幸病逝，她身后留下了三子三女，其中长子名为朱迈先，幼时昵称为九儿或阿九。

朱自清在其早年散文《儿女》中提及，自己的长子虽年幼却已背负起“蜗牛壳”般的重担。文中描述道：“阿九是个热爱阅读的孩子，他对《水浒传》、《西游记》、《三侠五义》以及《小朋友》等书籍情有独钟，闲暇时刻总是手不释卷，或坐或卧地阅读。唯独对《红楼梦》兴趣缺缺，他认为书中无甚滋味。诚然，一个十岁的孩童，又怎可能品味出《红楼梦》的深层韵味呢？”

1918年9月，彼时朱自清正就读于北京大学，年方十九余岁。朱自清初为人父，在毕业初期，便接连受聘于江浙地区多所中学。他携年轻的妻子与稚嫩的孩子，四处漂泊，生活颇为艰辛。

1925年夏日，在挚友俞平伯的引荐下，朱自清孤身一人前往北京，投身于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大学部任教，而将家人留在了南方的故土。不久，仲谦夫人亦携其二幼子前往北京，从而使得朱迈先兄妹得以继续在扬州的祖父母身边生活。

“迈儿身材魁梧，比我高出整整一头。”

朱迈先进入了北平城内的崇德中学，成为班上的一颗璀璨明星。与他年纪相差两岁的同窗学友，孙道临——日后成为电影界的璀璨星辰，在数十年后撰写的一篇名为《没有失去的记忆》的回忆文章中，深情地勾勒出学生时代的朱迈先，为我们留下了一位杰出少年的鲜活形象。

我们班中，朱迈先同学是著名文学家朱自清之子，其文学素养之深厚，自不待言。某日，汝梅老师于课堂上讲授宋词，特地邀请朱迈先同学上台，为大家朗诵一首苏东坡的佳作。

我仍鲜明地回想起那幕景象：朱迈先稳健地步至黑板前，挥笔写下苏东坡的《念奴娇》。粉笔在黑板上舞动，笔力遒劲、力透纸背，仿佛能唤起“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磅礴气势。随着他缓缓吟诵，阐述自己的理解，那浑厚的嗓音、深邃的目光，让我陶醉其中，仿佛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境界。

因这场活动，朱迈先几乎跃升为我心目中的偶像。他比我年长两岁，身材丰腴，身材高大，一头蓬松的头发，宽阔的双肩，浓密的胡须……他曾经借给我一本尼采的《苏鲁支如是说》，书扉页上附有尼采的照片，我注意到他那浓眉下的眼神，竟与我颇有几分相似。

他的目光并非严酷，反而透着深沉中的仁慈，带着几分落寞。恰逢朱迈先负责编辑学生自治会出版的大型刊物《崇德学生》，他鼓励我为之投稿，于是我在他的激励下，勇敢地完成了我的第一篇作品。

这位崭露头角的文学新星，正值国家存亡、风起云涌的年代，毅然成为了北平学术界抗日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与一二·一六运动爆发，旨在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汉奸势力的纵容，以及其阴谋策划的“华北自治”卖国投降政策。在这场运动中，朱迈先，一位早已加入“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英勇队员，与无数热血青年一道，勇敢地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面对挥舞着大刀和水龙的军警马队，他们坚忍不拔，经受住了暴风雨般的严峻考验。

彼时，朱自清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受命代表学校劝阻学生参与游行。然而，目睹学生们无畏牺牲的斗争场景，朱自清深受触动，难以自制地加入了游行队伍，与学生们并肩，共同抒发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激愤之情。

16日夜晚，他在日记中倾诉了自己的感想：“近期以来，两次游行活动中，地方政府对待爱国学生的手段，实在过于严苛。”他的长女采芷因参与所谓的“非法游行”而被教会女子中学开除，朱自清并未对孩子有任何责备之词，反而悄然为她办理了转学手续。

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浪潮中，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朱迈先早早地展现出成熟的一面。1936年，正当他仍在高中学习之际，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介绍人正是他的同窗好友、崇德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力易周。

参与广西起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的地下党组织果断作出决策，派遣了一批同志南迁。朱迈先返回了他的家乡扬州。尽管当时他尚未完成中学学业，但他已经进入了父亲曾经就读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在这所名校中，朱迈先不仅致力于学业，更积极参与救亡运动及党的各项活动，并被任命为地下党支委。

在那年的十月，年仅十九岁的朱迈先被任命为中共扬州特支的书记。随着十一月战局愈发严峻，他携手陈素、江上青等同仁，加入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流动宣传团（以下简称“江文团”），告别了扬州，踏上内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江文团"抵达安徽六安，陈素同志担任该团地下党支部的书记，先后与中共长江局以及安徽地方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依据当时党提出的“深入友军，挺进敌后”的工作指导方针，经长江局的批准，"江文团"全体成员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抵达广西后，该团重新组建为三十一军，并隶属于十六集团军，在桂林、桂平地区进行了整训休整。

1939年，该集团军投身于桂南会战的烽火。次年10月，三十一军成功收复龙州，并在此地驻防。当时，朱迈先担任一三一师三九一团的上尉。1942年，一三一师调往南宁执行新的防务任务。翌年，即1944年，该师参与了桂柳会战，与四十六军一七O师并肩作战，共同构成了桂林城防的主力守备部队。

桂林城沦陷之际，一三一师的残部撤退至东兰县进行整顿，次年伊始，该师便融入了第四十六军，隶属于第二方面军。朱迈先遂被委派至新十九师，于师长蒋雄麾下担任政治科中校科长兼政工队长。随着抗战的胜利，蒋雄的部队被调往海南岛的三亚港，朱迈先因病于海军医院接受治疗，期间结识了护士傅丽卿，两位远赴异乡的年轻人在漂泊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分别了整整8年之后，朱迈先终于与从云南退伍返回北平的朱自清先生取得了联系，随后陆续收到了来自清华园的两封家书。

在信中，父亲倾诉了对儿子的浓厚思念之情，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催促他早日结束单身，把握时机寻得良缘。朱迈迫不及待地将家书展示给傅丽卿，借此机会向她求婚。傅小姐这才了解到他的家庭状况，她对这位年轻军官早生情愫，欣然应允了他的求婚。

朱迈先

1946年秋，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生活美满和谐。然而，那时正值内战再度燃起，通货膨胀肆虐，民众生活困苦。国民党军政官员借职权之便谋取私利，国难当头，贪污之风盛行。朱迈先每月仅有的90元薪俸，勉强能购买黑市花生油两斤，生活过得颇为艰辛。

朱迈先满心期待能与新婚妻子一同返回北平，拜访家人。然而，他不仅囊中羞涩，连一件体面的衣裳也无力购置。他曾向妻子倾诉：“能与我携手，实属你的幸事。若换作他人，凭借我现有的职位，赚取些微薄收入本非难事，但我的父亲乃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教授，而我又是他的长子，我怎能忍心让他颜面扫地，更不能让家族的清誉蒙尘。”

此番深情厚谊，与朱自清先生在困顿交加之际，毅然决然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粮的精神，实为同出一辙。1948年8月，朱自清先生不幸辞世，朱迈先闻讯，即刻前往北平吊唁。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经姑父周翕庭引荐，他在国民党后勤总署组训司担任秘书一职，并在南京履职一段时日。次年，机关迁往广州，又计划迁往重庆。鉴于傅丽卿女士不愿前往重庆，在老上级蒋雄师长引荐下，朱迈先便被安排至蒋雄师长担任专员之职的广西桂北第八专署担任秘书。

1949年12月，朱迈先受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委托，向共产党桂林市政府提出起义请求，此举最终得以顺利实现。随后，朱迈先与桂北军区司令周祖晃及7000余名官兵一同在桂北接受了和平改编。年底之际，朱迈先步入广西军政大学深造。翌年，他顺利完成学业，并被分配至桂林松坡中学担任教职。

时代变迁的人生悲剧

1950年12月，在“镇反”运动的高潮中，蒋雄不幸被捕，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朱迈先。不久之后，两人被押解至蒋雄的故乡——湖南新宁县。次年11月，新宁县的法庭以“匪特”罪名，对朱迈先做出了死刑的判决，并随即执行了这一判决。

朱迈先在33岁那年不幸离世，而距毛泽东主席对其父赞誉有加，称其“一身重病，宁肯饿死，也不接受美国的‘救济粮’”，并称其“展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发表，已过去了两年又三个月。

朱迈先离世之后，遗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一子两女。生活的艰辛与境遇的艰难，自是不言而喻。在他被捕之后，傅丽卿曾向朱自清的遗孀陈竹隐夫人寻求援助。尽管傅丽卿自己的月工资仅有六十元，膝下也有三个子女需要养育，但她毫不犹豫地立即寄去了三十元，以解儿媳的燃眉之急。

在此后的岁月里，每月都会寄去20至30元，同时不断安慰她放宽心绪，悉心养育子女。直至傅丽卿在广西省立医院觅得一份工作，这一经济援助方才终止。她对丈夫的清白深信不疑。在朱迈先离世后的三十余年间，她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为他寻求平反。

直至1984年，各地开始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拨乱反正、政策落实的新时期背景下，新宁县法院才开始对旧案进行细致复查。经过核实，法院承认1951年的判决书系错误判定，并正式恢复朱迈先起义人员的名誉，同时澄清了事实真相。

步入1980年代初期，年逾花甲的傅丽卿携两个儿子及其媳妇，跨越千里，前往北京探望亲人。这标志着自与朱迈先结为连理以来，她首次踏入朱家的门扉。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她迫不及待地拜见久违的婆母与弟妹们，孩子们与媳妇亦纷纷向奶奶、叔叔和姑姑行礼。沐浴在历史新时期温暖的阳光下，朱自清的家属们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大团圆时刻。

坐落于北京西郊的福安公墓之中，傅丽卿携同孩童们，在镌刻有“故国立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之墓”字样的黑色墓碑前，俯身长跪，久久不起。她眼含热泪，向已故公公的灵位献上鲜花，并以深沉的哀思默默追忆。

“亲爱的父亲，长媳丽卿携孙儿寿康、寿嵩及其孙媳佩玲，前来向您和爷爷致以哀悼之情。您的长子朱迈先，并未使您的英名蒙尘，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里，冤屈得到了洗刷。愿您在九泉之下得以安宁，也祈愿您在天之灵庇佑我们的子孙，让他们平安长寿。”

另一知情者缅怀。

孙道临

生于“五四”的波澜起伏之际，成长于“一二·九”的激情岁月中，我们身处一个痛苦与希望交织的时代交响曲。阅读《李德伦传》一书，我不禁想起了许多少年时期的同窗挚友。书中记载，抗日战争爆发，地下组织暴露，孙以亮（孙道临）不幸被捕，陶声垂（娄平）则毅然离开天津，前往冀东参与游击战。在天津停留期间，他曾写信给德伦，邀请他也前往天津，但匆忙中未能留下具体的地址（实际上陶声垂就住在我的家中，由我年仅13岁的妹妹宗英接待）。

不久后，德伦抵达上海时始与我相识。这些细节，我是在阅读李传时才得以详细了解的。至于我为何当时没有参与，却又与众人同路同归，那又是另一段传奇故事了。对于这世界的广袤与细微，我唯有将其归结为共同的时运使然。在这广袤的世界中，我特别想提及我们的少年伙伴朱迈先——朱自清的长子。他可以说是我们中最成熟、最前卫的一位，在解放前夕，他领导了一个国民党师的起义，然而，他自己却不幸落入了“自己人”的魔爪。

半个世纪前的冤屈，如今已无地可追悼，无地可祭奠。在此仅略述数言，以纪念那些少年时代的挚友，并寄托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哀思。我们那一代走在前列的少年先锋，如李德伦等，往往将“救亡”置于生命与生命般珍视的艺术之上，寻求并追随党的领导，这在客观上似乎是必然的选择。

作为上世纪30年代北京崇德中学的校友，黄宗江对于“少年先锋”中那位既成熟又先进、却因冤屈而早逝的朱迈先，不禁发出“无处可纪可祭”的哀叹。在我看来，对朱迈先的怀念与纪念，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位英勇的革命烈士及其家人与朋友之间的事宜，更是那些熟知并敬仰朱自清先生文字与品格的广大读者，理应享有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