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城流传过一句俏皮话，袁皇帝的龙椅还没坐热，袁大头的银子倒是响当当。1916年3月，当袁世凯灰溜溜地取消帝制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失败者的头像竟然会在中国大地上"执政"整整三十年。

7.5亿枚银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更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反对他的人骂他是窃国大盗，却个个抢着收他铸的银元。这钱里头，到底有什么门道？

001

民国初年的货币市场，用一个字形容就是乱，用两个字就是真乱。

我翻阅过当年天津《大公报》的商业版，1913年某一天的汇率表能把人看晕。墨西哥鹰洋一块顶北京龙洋一块零三分，四川军政府造的汉字银元只能换八毛多，至于那些小军阀自己刻的土银元，报纸干脆注明"行情不稳，不予报价"。

有个真实的笑话。河北保定的一个布商去山东采购棉花，带了一皮箱各地银元。到了济南，山东人拿着放大镜检查了半天，最后只认下三成。剩下那些银元，不是嫌成色差就是说没见过，根本不敢收。这位布商气得够呛，却也无可奈何。做生意的人都知道，那年头出趟远门，准备钱比准备货还费劲。

袁世凯看出了商机，或者说看出了权力的着力点。统一货币这事儿，说白了就是要把铸币权牢牢抓在手里。各省都能造钱，那还要中央政府干什么？1914年那个春天，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颁布《国币条例》。条例本身倒是四平八稳，可当样币送到各省督军手里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银元正面赫然印着袁世凯的大脑袋。

这一招够狠。你说抵制吧，人家银子确实足；你说接受吧，这不是变相承认袁世凯的权威么？可商人不管这些弯弯绕绕。上海一家钱庄的掌柜说得直白，我们做生意的人，看的是秤上的分量，不是脸上的表情。这话虽然市侩，却道出了袁大头能够推行的根本原因。

002

造币厂的工人们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创造历史的人。

天津造币总厂的机器是从德国进口的，当时世界一流。每台机器一天能压制八千枚银元，昼夜不停地运转。车间里热得像蒸笼，银水在坩埚里翻滚，发出刺鼻的气味。工人们三班倒，累得眼睛都睁不开，可机器不能停。督办亲自下了死命令，延误工期要掉脑袋的。

南京、武昌、广州的造币厂也全部开工。有档案记载，1914年到1920年间，各地造币厂消耗的白银超过六千吨。这些白银从哪儿来？一部分是清朝留下的库银，一部分是向外国银行借款买的，还有一部分干脆就是收缴民间的碎银重铸的。

最有意思的是质检环节。袁世凯对银元成色抓得特别紧，不是因为他爱民如子，而是因为他太懂人心。银元这玩意儿，信誉一旦砸了就完蛋。他专门设了个督查处，每批银元都要抽检，含银量低于88.8%的全部回炉。有个厂长想偷点银子发财，被查出来后直接枪毙，脑袋挂在厂门口示众三天。

这种近乎残酷的质量管控，反倒让袁大头站稳了脚跟。苏州的丝绸商人、汉口的茶叶行、广州的洋行买办，渐渐都认可了这种银元。不为别的，就图个省心。拿着袁大头做生意，不用再带天平和试银石，看一眼成色就知道八九不离十。

003

1916年袁世凯一死，北京城里好些人等着看笑话。袁大头肯定要废了吧？印着窃国贼脑袋的银元，谁还敢用？

结果完全出人意料。

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后，财政总长找他汇报工作，提议要不要发行新币。黎元洪想了半天，摆摆手说算了。不是他念旧情，实在是不敢冒这个险。当时国库里只有几十万现银，要是重新铸币，钱从哪儿来？就算有钱铸，老百姓认不认又是个问题。折腾来折腾去，搞不好把经济搞崩溃，那罪过可就大了。

段祺瑞、冯国璋这些实权人物更现实。他们收税要袁大头，发军饷用袁大头，买军火也认袁大头。有一次段祺瑞的皖系军队攻打湖南，打下长沙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抢银行。抢完一清点，全是袁大头，士兵们高兴坏了。这银元到哪儿都能花，比抢粮食还实惠。

军阀们有个默契，谁也不提废除袁大头的事儿。东北的张作霖、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唐继尧，这些手握重兵的人精得很。他们心里明白，政治上可以互相攻讦，经济上得讲规矩。袁大头就是这个规矩。你废了它，大家一起玩完。

更绝的是，有些军阀还偷偷仿制袁大头。成都有个小军阀，搞了台土机器自己铸银元，正面还是袁世凯的头像，背面嘉禾图案也一模一样。只不过成色差点儿，含银量只有七成。这种假袁大头流入市场，居然也有人收。为啥？因为袁大头这个牌子太硬了，哪怕是假货都比其他真银元好使。

004

银行家们对袁大头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

上海的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这些民国时期的金融巨头，账本上的记账单位全是袁大头。存款多少，贷款多少，都用"袁大头"来计价。就连洋行也入乡随俗。汇丰银行在华的分行，办理业务时会问客户，您是要英镑还是袁大头？

这种计价习惯一旦形成，想改都难。工人领工资，问的是能拿几个袁大头；地主收租子，说的是一亩地收几个袁大头；做买卖谈价钱，开口就是袁大头怎么怎么着。银元变成了一把标尺，丈量着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有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做过一次货币流通调查。全国市面上流通的银元总价值约十二亿元，其中袁大头占了将近七成。其他各种龙洋、鹰洋、站洋加起来，也比不上袁大头的零头。

这让想搞币制改革的人头疼不已。宋子文雄心勃勃要推行法币，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老百姓不买账，商人不配合，银行也阳奉阴违。大家心里都有本账，纸币靠不住，还是银子实在。宋子文气得在会议上拍桌子，可拍完桌子还得面对现实。

最后妥协的结果是，法币和袁大头并行流通。这一并行就是好几年。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强制推行法币改革，动用行政手段回收银元，袁大头才算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即便如此，在农村和边远地区，袁大头照样流通到1940年代。抗战时期，有些游击队攻下据点缴获的军饷里，还能找到袁大头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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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流通史，这个时间跨度太有意思了。

袁世凯1916年死的时候，民国才五岁。袁大头一直用到1945年，那时候民国都三十四岁了。一枚银元的寿命，超过了它铸造者的政治生命好几倍。这事儿琢磨起来挺讽刺的。袁世凯费尽心机要当皇帝，结果帝制只维持了83天；他顺手推动的货币改革，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老百姓不关心谁是总统谁是皇帝，他们关心的是手里的钱能不能保值，能不能买到东西。袁大头满足了这个最朴素的需求，所以它活下来了。这是经济规律的胜利，也是民意的胜利。

现在的收藏市场上，一枚普通袁大头能卖到上千块，品相好的甚至上万。人们收藏它，不光是因为它是银子，更因为它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那个印在银元上的侧面头像，早就不代表权力欲望了，它变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提醒着后人，有些东西比权力更长久。

比如信用，比如规则，比如老百姓对稳定生活的渴望。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有力量。袁世凯想流芳百世，结果留下的是骂名；他无心插柳推行的银元，反倒成了近代中国经济史上绕不开的一页。历史就是这么会开玩笑，让人哭笑不得。

资料来源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11月《北洋政府时期的货币金融》，《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5年3月